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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退还《朱元璋传》稿本时，还特地给吴晗写了一信。信中未再涉及任何具体意见，而是着重谈到了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全文如下：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这封信对《朱元璋传》是赞扬多些，还是批评多些，多年来不少读者，包括吴晗本人在内都以为是对《朱元璋传》作了很高的评价。其实未必。细细研读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信中主要谈了两点：一是赞扬作者“用力甚勤，发掘甚广；”二是批评吴晗“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前面的赞扬是指作者的功力，未涉及到观点；而后面的批评是从宏观角度上提出问题的，毛泽东虽然没有举出具体例子，但却可以从许多方面进行理解，例如，对朱元璋的总体评价、对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对朱元璋为巩固政权搞特务统治、搞诛杀功臣、搞文字狱的指责等等。

　　只是因为吴晗当时是毛泽东的客人，座上宾，是被邀请来参加新政协的，有些意见不便提得过于直接、过于尖锐罢了。

　　可惜吴晗对于毛泽东的意见，始终没有理解好，或者说始终有个错觉，以为彭和尚问题和历史观问题是一回事。他回到北平，便发愤重新读书，果然发现了过去所没有注意的史料，彭莹玉是战斗到底，被元军杀害的。发现这条史料，吴晗很高兴。1950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的文章，其中谈到在石家庄毛泽东约他谈了一个晚上，“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到1965年版的《朱元璋传·序言》中还谈到毛泽东批评过的彭莹玉“功成身退”的问题，并说“这个错误观点，在理论上得到启发，我承认了错误”。

　　其实，彭莹玉功成身退的问题，是个具体问题，即主要是史料问题，彭莹玉在杭州被元军所杀的史料一发现，便迎刃而解了。问题是吴晗自己也有“功成身退”的思想，所以对彭莹玉的“功成身退”大加赞赏。而1948年冬，革命战争形势有了很大发展，新政权的建立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革命正在用人之际，从政治角度看，毛泽东当然不会赞成吴晗称许“功成身退”的思想。从这点说，毛泽东有关彭莹玉“功成身退”说法的批评，确实是对吴晗的教育，吴晗检查了自己的“超阶级”观点，也是从这个角度讲的。

　　吴晗对于毛泽东关于历史观的宏观批评，或则不知所指，或则以为只是指彭莹玉的问题。这可以从他由石家庄回到北平，直到在对《朱元璋传》进行第三稿、第四稿的修改中，他都很少谈到毛泽东关于历史观的批评，得到证明。特别值得提出的是，1954年毛泽东看了《朱元璋传》的第三次修改稿后，毛泽东明确提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的好点，不要写的那么坏。”(见《北京盟讯》1981年第三期袁溥之《忆吴晗同志二三事》)在这里，毛泽东明明关注的是对朱元璋的总体评价问题，而不是其他一些什么具体问题。若由此及彼，回想毛泽东在石家庄时提出的意见，所谓唯物史观问题，实则是对朱元璋的评价问题。

　　如果这个推论是正确的，解读毛泽东在石家庄读《朱元璋传》后的意见，乃至推想毛泽东读《朱元璋传》时的心态，就不会太困难了。

　　显然，毛泽东读《朱元璋传》，更多的只能是从学术的角度看，不可能把它当成政治著作看，对《朱元璋传》激烈地影射攻击蒋介石他未必有兴趣，特别是把朱元璋说成小流氓，看了也未必舒服。况且，毛泽东多次说过，夺取政权和民族解放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农民的战争。朱元璋是通过农民起义夺取政权的，在历史上开创了“洪武之治”的局面，可称为一代名君。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也是农民军领袖，即将建立的政权，也要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尽管时代不同了，革命的性质也不一样，但对朱元璋这样一个人物，过多的贬斥，从毛泽东的感情上总有点过不去。然而，当时反对蒋家王朝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进行着，反蒋联合战线的队伍越大越好，所以，毛泽东当然不好直接批评拿朱元璋影射蒋介石不妥。只好以曲笔提出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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