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正由于出发点存在问题，所以顺治帝对于群臣的意见和建议，并不认真对待，往往束之高阁，置之不理。顺治十七年六月一日(1660年7月7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朱之弼上疏说：“顺治十二年下诏求言，内外千百疏，部复未见施行。臣请此次应诏章疏，倘有事关大利大害、宜因宜革者，祈皇上俯赐裁决。”(《清世祖实录》，卷136)一方面指责群臣“虚文塞责”，一方面对群臣的章疏视若无睹，不理不睬，岂不是叶公好龙，大臣们哪里还会有建言献策的积极性？

　　第三，更加重要的，是顺治帝自食其言，在“求言”的时候，要求大家“有官守者，必尽其职；有言责者，必尽其言”，并且信誓旦旦地表示，“若所言合理，切中过失，朕不惮改”，“即朕躬阙失，亦直言勿讳。朕不惟不加罪，并不芥蒂于心”。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在前引的谕旨中我们已经看到了顺治帝自己的自白。我们还可以举一个具体的实例。顺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1655年3月5日)，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因为“水旱相继”，检讨政治得失，在奏折中历数多尔衮开国时的种种功劳，认为对他削爵藉产，“毁灭过甚”，“其中不无冤抑”，提出“赐之昭雪，复其爵号”。多尔衮曾经是顺治皇帝的最大政治威胁，也可以说是他的头号政敌。要对多尔衮平反，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和容忍的。于是，他“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斟酌密议具奏”。大臣们揣摩上意，给彭长庚定了个“阳应求言，阴图构乱，违天悖上，紊乱朝纲，煽惑国家，情罪甚大”的吓人罪名，本拟“斩立决”，看在“系奉旨条奏之时”，从宽免死，给了个“流徙宁古塔地方”的处分。这决不是孤立的个案。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王永吉就上奏说：“夫官居言路，敷奏固其职掌，即百职诸司，感事忧时，岂无一得之见，况求之使言，谁不能言，而直言者甚少，何哉？揆厥所由，皆生于不敢。而其所以不敢之故，不过因祸福利害横于前，诛殛放流迫于后尔。”(《清世祖实录》，卷112)有一个叫李森先的御史，更直截了当地指出：“皇上孜孜图治，求言之诏屡下，而两月以来，大小臣工，犹然迟回观望，不肯进言者，皆以从前言事诸臣，一经惩创，则流徙永锢，遂相率以言为戒尔。”(《清世祖实录》，卷117)你想，上书言事必须随时冒着“诛殛放流”的风险，官员们怎么能不“以言为戒”呢？

　　可见，要想真正广开言路，让大家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首先必须有一个真诚的态度，不是做表面文章，一味“虚邀名誉”；还必须认真听取和采纳合理的意见，做到择善而从；更需要有宽阔的胸怀，能够听得进逆耳之言，特别是要真正做到“言者无罪”，而不能以言治罪。但是，对于一个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封建帝王来说，要做到这几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顺治皇帝“下诏求言”的失败也就成为必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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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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