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1959年12月，他到香山，写了八首《香山小唱》，其中《登香山绝顶》为：“山登绝顶我为峰，俯瞰城乡意正浓。万里风云增干劲，波涛起伏势如龙。”《爽心陀远眺》为：“半山独立爽心陀，瞬息风光变幻多。跃进京华新岁月，青春生命发狂歌。”

1966年4月，邓拓、吴晗、廖沫沙因合撰杂文集《三家村札记》而被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一时间，全国上下愤怒声讨“黑帮”的报道不绝于耳，图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在查阅资料，写批判文章。

　　在这些作品中，感觉不到日益严峻的形势和个人跌荡起伏的命运。能够看到的是，对领袖英明的颂歌，对“大跃进”的赞赏。

　　在江南之行的系列诗作中，特别是在咏自然风物的作品里，同样如此。

　　《萧山野外》：“东风飞雨过萧山，百里田畴曲水间。蓑笠云烟浑入画，插秧人在白萍湾。”《马山观田》：“纵揽马山一岛长，越王遗迹已荒凉。莫欺此处无多土，百里千家足稻粱。”《游鼋头渚》：“丽日和风烟水平，云天摇漾远帆轻。鼋头望远具区阔，静听湖波拍岸声。”《至三山岛》：“野草闲花满地香，俨如仙岛水中央。芦塘柳岸涛声壮，恍觉矶头白日长。”充满着诗情画意，洋溢着野趣闲情，俨然一派年丰人欢的盛世美景。在他看来，所经之地，“到处气象一新，令人鼓舞。跃进声中，山川倍见壮丽，风物美不胜收”。(见《江南吟草·诗序》)读这些诗篇，我有一个疑惑挥之不去：为什么面对严峻的现实，邓拓要写这样的词句？是他没有看到真实的面貌，还是他故意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如果说他不了解真实情况，我万难相信。首先他是党的高级干部，能够看到当时的各种中央文件，实际上，在一些密级不高的文件里，从1959年起，就陆续出现了云南、山东等地经济困难的记载。其次，他作为北京市委的领导，北京的情况也应身有体会。第三，当时江、浙两省的经济困难也是掩盖不了的，人民生活，物资供应，精神面貌，都在那儿摆着，怎么会看不到呢？

　　邓拓在不到25岁、大学尚未毕业时，就完成了学术专著《中国救荒史》，对灾荒有深刻的研究。面对全国范围的大饥荒，理应有比一般人更敏锐的嗅觉，怎么可能迟钝到没有一点感觉，反而得出相反的印象？

　　为什么？

　　后来看到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邓拓夫人丁一岚的话，让我感到好像接近于找到答案。丁一岚说：邓拓并不是一个书生，更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那种“书生”。他是一个革命斗士，是一个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并有可能大有作为的人。(见《收获》1996年第2期《书生累》一文)

　　应该说，邓拓曾经是个书生，而且是个很出色的书生。1929年，17岁的邓拓考入上海光华大学，18岁时就有“何妨白眼看俗伧，幽怀默默寄书城”的志向。25万字的《中国救荒史》，已经展露了一个青年历史学家的才华。但他没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民族的危亡、人民的苦痛，促使他投入政治斗争的洪流，成为了革命斗士。再后来，他在党内的地位逐步升迁，建国伊始，已经做到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高位，成了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

　　毫无疑问，他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忠诚于党的事业。尽管满腹经纶，才情四溢，也无法改变他作为政治家的第一身份。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行为规范和言行尺度。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的直言所得到的下场，对其他政治家或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非政治家，无疑有重大影响。是不是因为从中吸取了某种教训，邓拓的笔下，才写出了与“口径”一致、与现实却不一定吻合的《江南吟草》？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多少支笔不敢正视现实，把人民吃不饱饭的现实描绘成到处莺歌燕舞的人间乐土，只要翻一翻当时的报刊，就可以得出结论。在这个大环境里，邓拓没有能够免俗，《江南吟草》就是证据。对此完全没有必要回避或遮掩。

　　假设邓拓不这样写，也写“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这样的诗，那么以他刚受过批评不久的特殊身份，他将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政治命运，难以预测。至少可以肯定，将不会再有写作《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机会了。从邓拓的一生看，像《江南吟草》这样的明显和现实背离的作品，确实不多。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我们今天很难揣度。一个政治家，或一个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很难完全不受政治气氛的左右。以书生而从政，尤其把政治身份看得高于其他的时候，内心的矛盾冲突或许更多、更激烈。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代价。从这个角度说，邓拓写出《江南吟草》这样的诗作，也许有他的难言处。(实际上，自从受到批评后到1961年之前，他写的东西很少)他的力量，远远不足以改变使他唱虚假赞歌的环境，而要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甚至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他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呢？

　　当然，在邓拓的骨子里，“书生”的潜意识并没有完全消失。通观《江南吟草》，凡写景记事，也就是与现实有联系的时候，都是美景佳世，昂扬乐观。但其中有不多的几篇，是咏历史人物的，情绪就有所不同。其中最鲜明地表达内心情感、也最为后人称道的，是《过东林书院》：“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对东林先贤的敬佩之情，跃然纸上。从江南回来不久，政治环境略为宽松，邓拓就开始了新的活跃：“政治身份”渐隐，“书生本色”渐显，他也开始“议论”。同样，他也为此付出了“血斑斑”的代价。(图片选自《图片中国百年史》，山东画报出版社1994年版）

　　(责编：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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