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

　　此后，刘厚总的行踪、表现，我们在国民党的档案材料中，就可以了解个大概了。

　　4月间，国民党旌德县县长李协昆出巡各乡镇，“查获形迹可疑之人一名，当交由玉屏乡公所，饬即解送到府。”刘厚总向国民党旌德县政府供认，“副军长项英率残部四十余人，逃窜至泾县皮岭、延岭间某一石洞中，我亦随同逃窜。于本年废历二月十六日深夜，乘隙将该项英枪杀毙命。”4月28日，旌德县政府派特种工作行动队队长陈思新率领部下押着刘厚总前往蜜蜂洞，搜寻尸证。在该石洞中，“检获已燃未了洋烛小半支，棋子四枚，小梳子一把，并未见有尸骸，亦别无其可疑迹象，足资证实。”“惟该石洞中，实曾有人匿居，尚堪认定。”而刘厚总指引这伙人到达蜜蜂洞，当他们分途搜索之际，乘机潜逃，翻了几座大山，到了太平县隔河里，随身携带的手枪三支，“悉放在隔河里保长处，赤金、钞票、钢表等件，悉被隔河里持枪的人检查拿去。”刘厚总又跑到泾县茂林，向“军政部第十一卫生大队第一担架连”连长王惠九投效，并提出四点要求：“第一点要求，同路去取枪款等件；第二点要求，去看项英的尸身；第三点要求，办理自首手续；第四点要求，为伊登报。”王惠九对他的上述要求，都未能办到，仅着人到隔河里去拿东西，又不同意刘厚总同去。“究竟东西是不是王惠九拿去，不得而知。”后来，刘厚总向国民党太平县政府投诚，国民党“太平县党部”将其移送“安徽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皖南办事处”，由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皖南办事处”移送“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核办。1942年7月10日《宣报》副刊《皖南绥声》上刊载刘厚总署名的反动文章《我为什么打死项英周子昆》，极尽咒骂、造谣侮蔑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新四军之能事，无耻地说：“我在皖南各县居留将近一年了。事实告诉我，中央对于被俘军□(官)的宽大优□(待)，真使我感激涕零”，“现在是彻底的觉悟了”，“今后愿尽我未完的生命来为国家民族忠诚地服务到底，以赎我过去的罪恶于万一。”好一副摇尾乞怜的奴才相。

　　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将刘厚总递解重庆，关进渣滓洞看守所。1945年10月，军统特务王仁德因违反军统纪律，也被关进渣滓洞7个月。据王仁德1972年写的材料称，刘厚总“独自一人关在楼下6号牢房。此人文化不高，与特务——上至所长濮齐伟、张少云，下至狱中看守，都搞得很熟，他在狱中亦很自由，监房的小院子都由他打扫。”“表面上看，他已没有抵触情绪，特务对他也无戒备，比有些在押特务还自由些。”1946年年底，渣滓洞看守所在押人犯全部迁往白公馆看守所。据1948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关押在白公馆看守所的教师任可凤回忆说：“刘厚总在狱内负责管理图书。狭小的图书室仅六、七平方米，只作借书之用，不能在室内阅览。他的一张小床也安置在内，等于独居一室。白天不上锁，刘可自由入厕或在天井走走。晚间依然加锁，与其他囚人并无二致。”

　　1948年春，国民党军统局决定“开释”刘厚总，并发给二千五百万元，以资返籍。刘一面“深感大德”，一面又伸手要钱。同年5月10日，向蒋介石呈上报告，厚颜无耻地拿枪杀项英的罪行去邀“功”，说：“以项英之才能(其在中共之地位、其在江西领导游战时，政府即曾悬赏捉他)，设令尚生存于今日，其影响之所及，不难设想!而厚总之所贡献于政府者，其价值如何，当亦不难估计。”“厚总因被禁有年，致成残体，耳、目、脚等均有重病(现正医病)，年龄老迈，六亲无靠，虽蒙厚惠二千五百万元，实不敷医病之用，他如购买行李衣服及旅费与今后生活费用，均无着落。际此生活奇昂，瞻念前途，不禁凄然!为此，不揣冒渎，披沥上陈，恳乞悯其投诚之愚衷，恩准另发救济费(或作奖金，厚总自当登报道谢)若干，以延蚁命，借昭激励。并恳发给自首证书……和护照，俾便返籍，免致当地政府发(生)误会，无任感祷。”呈文署名刘厚总，又在括号注明“近更名为刘雄”；呈文又说：“批谕交局本部重庆看守所所长张鹄转知”。昔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同国民党反动派怀有深仇大恨，率领耒阳红军游击队敢打敢拚、英雄杀敌的“山大王”刘厚总，此时则早已成为跪倒在国民党反动派面前摇尾乞怜，只求“以延蚁命”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尿堆。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胜利进军。随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覆灭，刘厚总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有材料称，11月下旬，当人民解放军攻打重庆的炮声隆隆响起之际，国民党残军狼狈逃窜，成渝公路上乱成一团，这条“蚁命”死于乱军之中。这个说法，迄今虽无确凿的材料加以证明，但是根据各方面情况的分析，尚属可信。刘厚总死有余辜。

　　(编辑：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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