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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谁是导致前苏联解体的谁是罪魁祸首(5)

http://www.sina.com.cn 2004/12/06 15:38   书屋

  政治“开放”政策的党内“同路人”

  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方面虽不成功,但是他却成功地推动了政治“开放”,促进了新闻自由,基本上结束了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压迫,允许组织各种政治团体,实行了一定
程度上的民主选举。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深受知识分子的欢迎,但也可以想象得到,这场改革一定会遭到党内官僚体系的反对。戈尔巴乔夫自己就讲过,“中央委员会百分之七十的人都反对我而且恨我”。他以苏共总书记的身份发动政治改革,似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举动,如果没有各方面的支持声援,是不可能成功的。可是,究竟是什么样的政治势力在支持戈尔巴乔夫呢?西方学者最近几年的研究发现,戈尔巴乔夫推动政治改革时,并没有与任何有组织的社会团体或政治势力建立同盟关系,换句话讲,看上去,戈尔巴乔夫似乎是个勇往直前的“孤家寡人”,没有什么强大而有组织的团体当他的后盾。

  面对这样一个“孤家寡人”,为什么组织完善、运转良好、掌控一切的苏联党政官僚机器,未能成功地阻止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呢?苏联的各级官员在戈尔巴乔夫发动政治改革的时候,是什么态度呢?一些俄国和西方学者认为,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的政治演变并不完全是一场以戈尔巴乔夫为一方、以反改革的庞大官僚队伍为另一方的漫长的“拔河”,虽然在官僚机器内并没有多少戈尔巴乔夫的坚定支持者,但却有不少暗中准备拥抱市场民主制度的党内“叛逆者”。

  通过研究大量的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文献,学者们发现,在苏联出现政治经济演变的时候,许多苏联的党政精英意识到,既然改革的大势已成,恐怕就到了放弃“沉船”、坐上“救生艇”、及时转移到市场民主制度这条“船”上去的时候了,这样,他们可能不仅保得住地位,甚至可能过得更好。所以,他们中的多数人不仅不愿意站出来顽强地捍卫苏联的集权专制制度直到最后一刻,相反,有些人却摇身一变直接成了民主派的成员,有些人则与民主派暗通款曲,更多的人则是明哲保身、静观待变。

  这些苏联官僚们观察风向、做出“换船”决定的时间,大约是在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八年之间。这一时期正是苏联民主派日趋活跃的阶段,官僚们的“骑墙”心态显然是有利于民主派的发展的。到了一九九○至一九九一年,俄罗斯各地的党政精英就进一步纷纷背离戈尔巴乔夫,而向叶利钦投诚,同时,大型国营企业的经理们也拒绝向苏联的中央政府纳税,而主动将税收缴给俄罗斯共和国政府。苏联官僚们叛离苏联、倒向俄罗斯共和国的举动,也是苏联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官僚们的做法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行动,而是他们各人自发的选择。笔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弃船现象”。

  电影“泰坦尼克”号描写了沉船之前人性的种种善良与丑恶,无论是选择坦然赴死、把生的机会留给别人,还是为了一线生机不择手段,并没有一个人想到要为挽救沉船奋斗到底的。如果一艘大船突然遇到船难时,乘客们的第一反应自然是盼望避免沉没,寄希望于船员们;但是,如果船员们从船难的一开始就明白,沉船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放弃了救船行动,那么乘客们也只能弃船而去,或者随船赴难。

  苏联也是“一艘庞大的船”,各级官僚就是它的“船员”。他们与“泰坦尼克”号船员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最了解“船况”,知道遇险的“船”还有没有存活的希望;而苏联党政官僚与“泰坦尼克”号船员们最大的区别在于“职业伦理”不同。通常,船员、民航机乘务员都受过严格的职业伦理训练,要求他们在机、船遇险时,让乘客们先走,自己必须留到最后。而执政的苏联共产党官僚的“职业伦理”却是不投机就爬不上去,几乎可以说,他们的个人政治生涯就是政治投机的过程,充满了观察政治风向、说空话假话、编造政绩、逢迎上级、吹牛拍马、打击同志、压制异己等等。他们中的多数并没有多少信仰,惟一关心的是个人的权势和地位,或许有时还会想到,要顺便为老百姓办一点事,以安慰良心。

  尽管这些精英会天天唱“形势大好”的高调,但他们并不是傻瓜,无时无刻不在观察苏联共产党“这条大船”的状况。一旦发现“这条大船”病入膏肓、政权体系的稳定性值得怀疑后,他们政治投机的本性就会引导他们立刻准备后路。苏共政权要指望这样一批精英,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捍卫党的利益而牺牲,无疑是缘木求鱼。

  在苏联民主化演进的过程中,苏联的许多党政官僚最关心的,不是如何与民主派作殊死斗争,而是如何抓住“弃船”的良机,如何找到“救生艇”,怎样在“新船”上把握机会恢复昔日之权势。他们比“旧船”上的“乘客”先上“救生艇”,还“顺手牵羊”,拿走“乘客”的部分财产,作为在“新船”上“发家的本钱”。

  从民主化的发展过程来看,苏共官僚的“骑墙”态度和“换船”举动当然是个有利因素,否则民主化可能中途夭折,民主派成员也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苏共官僚的“换船”举动,却注定了会使转型后的新制度带上旧官僚的深深痕迹,人们最后会无可奈何地发现,新制度下的“新”精英中的大多数,还是那些旧精英、熟面孔。而这些旧精英“转型”成为新精英的过程,恰恰就是腐败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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