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摩根瑟约见胡适和宋子文。会谈没有了以往较为轻松的气氛，摩根瑟突然声色俱厉地对宋子文大发其火，痛责宋子文不应与美国政客勾结，向他施加高压。主张“诚实的”、“水鸟式”外交的胡适对宋子文的一些“小动作”也不太赞成，他认为摩根瑟的愤怒可能是“几个月的积愤一齐涌出来了”。

　　12月23日，重庆政府准备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部长，胡适打电话给宋子文，宋子文说自己此前也是一无所知，自己也未决定是否就任。

　　1942年2月11日，宋子文用外交部公文给胡适一个荒唐奇怪的命令——“请求美国财政部通过国务院不要冻结我在下列银行的账目……”其中列出了六家银行，实际上也是宋子文利用战时所发的“国难财”。所以战后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发现宋子文“开始担任公职的财力十分有限，而(到1943年1月)他已经积蓄七千多万美元”，难怪美国作家默尔·米勒采访杜鲁门总统时，杜鲁门气得大骂：“他们都是贼，个个都他妈的是贼……他们从我们给蒋送去的38亿美元中偷去7.5亿美元。”

　　5月17日，胡适给翁文灏和王世杰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发泄了对宋子文的强烈不满：“某公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驳回一字。”对自己和宋子文合作过程中的种种情况大倒苦水：“我则半年来绝不参与机要，从不看出一个电报，从不听见一句大计。”同时求去之意更坚，说自己早在去年12月8日就已生退意，但后来宋子文刚刚执掌外交部，考虑到当时求去，人们必会认为自己“不合作”，甚至产生更大的误解，所以一直忍耐下来。并感叹“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两天后即19日，胡适在日记中记下了几乎同样的内容，说明宋子文任外交部长以来，从不给他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宋子文要求驻美使馆把使馆和外交部、政府等往来电报每天抄送一份给他，却从不把他收到的电报给胡适看，有时蒋介石致胡适和宋子文两人的电文也不给胡适看，自己单独就回复了。

　　9月18日，胡适黯然离开他在华盛顿的官邸——双橡园，结束了他四年“逼上梁山”的大使生涯，也结束了“书生大使”和“太上大使”在美国的较量。

　　平心而论，胡适和宋子文在美国的紧张关系双方均难辞其咎，宋子文急于立功的心理、趾高气昂的优越感、自以为是的小聪明，固然是两人之间水火不容的主要原因，但胡适作为知识分子的过分敏感可能也是双方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尽管这种关系必然会对中国在美国的外交活动产生负面影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可以说“太上大使”和“书生大使”的一动一静，有相得益彰的作用，因为外交活动毕竟不是仅仅依靠所谓的“诚实”就能成功的。

　　编辑：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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