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56年《文汇报》复刊前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浦熙修重新投入新闻工作，那时《文汇报》又一次获得复刊，她由中共党员钦本立推荐，担任《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的记者，后来则是“北办”的主任。此外，她还曾是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全国妇联委员等。这期间，她还曾三次赴朝鲜前线采访，但这时的《文汇报》毕竟不如从前了。

　　1953年，《文汇报》改为公私合营的报纸，此后它仿佛失去了先前的光彩，在党报的《解放日报》、经济类的《新闻日报》和市民读物的《新民晚报》间，它似乎找不到了自己的位置。到了1956年春天，它竟一度停刊，变成了一张《教师报》，浦熙修丧气地给家父写信说：“文汇改教师报已确定，从地方报纸来到中央，注定是三日刊的命运”，“我现在不求什么了，只想把文章能够写好”。不久，在“早春天气”中，《文汇报》再次复刊，那是中宣部的张际春副部长首先宣布给浦熙修听的，此后浦熙修担任《文汇报》副总编辑兼驻京办事处主任。这时，徐铸成已与邓拓协商《文汇报》复刊后的人员安排，拟让已在《人民日报》的钦本立、上海电影局剧本创作处的柯灵、山西师院的郭根等“归队”，而“郭根也写信给熙修，表示愿回《文汇报》”。

　　这时，家父早已不安心在山西工作了。在不停地政治运动中，他“茫然不知所措”。他急切地期待着回到他原先所熟悉的报馆去工作，他把《文汇报》称作是“娘家”，他似乎还以为办报是他的长处。浦熙修说：“关于你的归队问题，我已向徐老提出，徐、严(即严宝礼)等都表示欢迎。问题是在‘百家争鸣’之下，报纸要办得生动活泼，徐老大有招回文汇老人之意。”不过，尽管浦熙修乐观地劝慰家父：“一切在发展，一切在变得更美好，”但她知道一切都不是从前了，甚至，她还奇怪家父为何放着教授不当，“教授有研究的时间，有寒暑假，这不是比什么都好吗？”她现身说法：“我要是你，我早就安心了。我实际上，也是自由主义者，解放初期，曾经那也不干，这也不干，但既然干了文汇，我也就安下心来了。”她还不解家父何以会在不断开展的政治运动中“茫然不知所措”，她劝道：“运动中对于我们这些政治警惕性不高的人，常常大吃一惊是有的，但‘茫然不知所措’总还不至于吧？”她甚至乐观地以为：“在这大发展的形势之下，只有一切落后于实际的感觉，迎头赶上是每一个人的最主要的问题。”1955年年末，浦熙修来信说：“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最近在京也提上了日程”。(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了“六不”的问题，即针对知识分子“估计不足，安排不当，信任不够，使用不当，帮助不够，待遇不足”等)她问父亲：“你们那里有些什么意见？”浦熙修为“早春”的温暖气候所激动和动容，她还为家父设想了种种可能，劝他安心，切不可再犯屡次调动而“无组织”的毛病，当然，如有机会，还是欢迎他“归队”的。当时，在徐铸成拟定的《文汇报》人员名单中，徐自兼总编辑，副总编是钦本立、柯灵、刘火子、郭根(负责要闻、国际)、浦熙修(主持“北办”)、唐海等，“还决定黄裳等为编委。”

　　1956年《文汇报》的复刊，是在特殊的语境中发生的，它是“鸣放”的产物，用邓拓的话说，是：“你们《文汇报》历来就取得知识分子的信任，你们首先要说服知识分子，抛开顾虑，想到什么说什么”，这就是“《文汇报》复刊后主要的编辑方针”。这在当时徐铸成耳朵里“真有‘听君一夕言，胜读十年书’之感”，而且中央还“照准”了全部编辑方针和复刊计划，并且强调：“要让徐铸成同志有职有权”，随之，“招降纳叛”的人员调动也如期完成。此前，浦熙修已经告知家父：“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中央已决定要文汇恢复”，而“恢复文汇，必须召回旧人。我们已把你计算在内”；至于复刊后的《文汇报》，“主要的对象还是知识分子，要继承老文汇(解放前)的传统，配合今日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对国际上发言。”徐铸成也在给浦熙修的一封信中提到家父：“至于他的政治上、能力上的问题，你和我都可以负责的”，于是家父又一次回到“娘家”上任，并且是副总编之一。

　　“新复刊的《文汇报》，力求革新，企图打破苏联式老框框，内容主要以贯彻双百方针为主，多姿多彩”，这就是后来徐铸成念兹在兹的《文汇报》的两个“黄金时期”——抗日战争后复活的《文汇报》和“早春天气”中的《文汇报》，而后者于恢复不久就有大手笔的动作，如由范长江建议而翻译刊登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撰著的《斯大林时代》，并围绕苏共“二十大”提出“斯大林问题”以及1955年“肃反”的遗留问题进行了反思，还发表了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等，甚至在1957年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还表扬了《文汇报》，并说他平常是看了《文汇报》才去看《人民日报》等等的报纸的。

　　然而，曾于两个时期“复活”后的《文汇报》，“不论内容的充实、生气勃勃，也不论是编辑部阵容的整齐，都是空前的，可惜都没有好结果，留下令人难忘的回忆。”最后一次又遇上了一场“阳谋”的罡风，吹去了“早春”，自徐铸成以降的《文汇报》是满坑满谷的“老右”，“其中‘北办’原有记者十余人，除了三人幸免牵及外，几乎一网打尽”，这当然就有身为主任的浦熙修。至于家父呢，尽管在职任副总编时他曾写信给浦熙修抱怨“传统势力和包办代替的作风在编辑部是相当严重的”，他的才能被大打了折扣，但是事后他并没有被打成“右派”。(后来他被称为是“漏网右派”)原来“阳谋”中“号召大鸣大放，曾一再动员他提意见，并邀他参加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他始终没有说一句话，真像没嘴的葫芦一样，拿他没有办法，只能任他逃出了罗网。”因为木讷的性格，他居然没事！“但他毕竟太天真，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再也在劫难逃了”(徐铸成《旧闻杂忆补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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