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罗隆基之后是彭德怀

　　把罗隆基和彭德怀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是很不妥帖的，他们本不是一类人么，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以及世界观等等。不过，历史就是如此吊诡，当他们都被称为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时，他们又有了几乎相同的命运。

　　“反右”运动之后，党内的彭德怀也终于现身说法，兑现了伟大领袖要求大家学习海瑞、敢于提反对意见、敢于“五不怕”的号召——“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这里除了没有被杀头之外，他几乎尝尽了所谓“不怕”的滋味。最后，他和浦安修离婚了。

　　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在《我的伯父彭德怀》一书中回忆说：“庐山会议”彭德怀遭贬后，彭、浦夫妇从中南海迁至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显然，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浦安修的精神陷于极度的迷惘甚至近乎崩溃，她经常伤心地痛哭，痛哭丈夫闯下的祸要“株连九族”，她本能地害怕。应该说，浦安修和彭德怀在性格上是有很大差异的，不同于彭大将军的直率和不计后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她是怕事的，所以，当她此前受命上庐山时(当时彭已受到批判)，她带给丈夫的是一本《菜根谭》。无疑，庐山的风波对浦安修来说是晴天霹雳般的打击，面对这场不虞之祸，她惶惑不安，据《杨尚昆日记》1959年8月12日的记载，也就是毛泽东8月11日作了长篇讲话，大谈彭德怀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并指称其在历史上最严重的问题——参加“高岗集团”以及有所谓“俱乐部”等，并且还谈到彭的去留和辞职的问题，浦安修翌日即与“中办”主任的杨尚昆谈话，谈话时间竟达五六个小时(“由10时半谈到4时”)。8月28日，她又和“中办”中南海管理局副局长的罗道仁一起与杨尚昆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大概浦安修的精神几乎发生了崩溃(杨在日记中写道：“她的情绪不对！”)。经过这场不啻为后来“文革”的预演，她的政治经验让她明白了吴家花园的荒凉和凄寂其来有自，她从毛泽东詈言彭与之历史上“只有三分合作”的话中听出了分量，她开始有意识地逃避了。在彭德怀最需要亲人安慰和理解之时，她做不到，她悲伤、惶恐，她写信埋怨和责备丈夫“鲁莽，是旧军队出来的，不懂得尊重毛主席”，人家林彪却“懂得如何尊重毛主席”，并且“治军有方，比如‘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她要丈夫“认真地老实地向毛主席作检讨”，并表示不这样“我就不再去你那里了。”彭梅魁拿了这信转交给彭德怀，彭德怀看了后奇怪：“这信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又是叫你抄写的，她连个笔迹也不敢落到我这里，怕成这个样子……”秉性直率的彭将军把这信揉成一团扔掉了，拒绝再看一眼。浦安修的抱怨让本来已经忍耐到极限的彭德怀烦躁不已，两个人开始争吵，分居。后来彭德怀上八万言书申冤，正好撞到毛泽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枪口上，浦安修于是从吴家花园迁出，搬到她担任党委副书记的北师大去住了。

　　显然，彭德怀的态度影响到浦安修狠下心来与他离婚。她给北京市委刘仁写信，决定离婚。当侄女把这消息告诉彭德怀时，“伯伯听了后泪水浸在眼里，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伯伯在流泪。”彭德怀对侄女说：“浦安修早有准备，我已有预感，凡是经她手买的书，她都像老鼠搬家一样地拿走了，钱也拿走了一半。她的致命弱点就是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胆小怕事，自私自利，她不会振作起来了，太脆弱了。”1961年年末，一次在吴家花园吃过晚饭，彭、浦以及彭梅魁三人在场，彭德怀把一个梨切成两半，粗心粗气地对浦安修说：“你要离婚，今天就分梨。这个梨子我吃一半，你吃一半。”彭德怀三两口就吃完了一半的梨子，浦安修也拿起另外一半梨子，悄无声息地慢慢吃完。经过一阵沉默，走到客厅，彭德怀指着地上的一堆东西，对浦安修说：“这是我清理出来的，有的是你的，也有是给你的，你一起拿走，”接着帮她拿到院子中，浦安修闷声不响搬上车，走了。

　　此后，彭德怀赴“三线”前见过一回浦安修，再后来就是“文革”中北师大批斗大会上最后一面——他们两个人的生离死别了。在那次所谓声势浩大的万人批斗大会上，浦安修被作为陪斗，惨遭殴打，昏倒在地，旁边的彭德怀大声呼叫：“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彭德怀为浦安修因为自己而被牵连心中泣血。这次批斗大会后，浦安修在精神上彻底崩溃了，1967年8月31日，她独自走到颐和园昆明湖的岸边，吞下安眠药以求解脱，结果却被人及时发现救了回来。1969年10月，中央专案组对浦安修做出结论：她总算是“属犯错误”的性质，即“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与彭德怀政治上划不清界线”，却是可以改造好的吧，与彭德怀这只“死老虎”不同，后者无可挽救，只有关押了之(同案还有黄克诚、刘震、李聚奎、吴自立、王平、饶正锡、李锐等)，浦安修和唐棣华(黄克诚夫人)二位，“罪”不至此，“可交单位处理解决”。

　　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我们分明看到：1957年罗隆基们的铩羽、1959年彭德怀的忠而见忌，从此党外、党内是噤口无言，这时的“颐年堂”可真也成了“一言堂”矣，于是，共和国也到了它“最危险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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