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也不时渗透到社会生活中。1945年6月，叶剑英将军举行午宴，为几个离开使团的成员 饯行。几杯白酒下肚后，叶开始批评使团，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同时还继续支持中国法西斯 。双方并没有公开交换意见，但这件事表明，在使团成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双方的关系开 始恶化。但归根结底，这些衣衫简朴的共产党人在他们诚挚的谈话中并没有警告美国人。 他们最大的魅力就是简朴。他们的目标是勤奋工作和简单生活，而他们的精力、活力和真诚 使他们与腐化的国民党形成鲜明的对比。

　　舞会是另一个普遍的娱乐形式。舞会要么在居住区的果园里，要么在会议室里举行。最初有 一个旧的留声机放音乐，因为共产党人和使团成员都没有乐器。后来中方组成了一支临时乐 队，乐器有口琴、破损的小提琴、笛子和一些五弦琴。他们演奏美国老歌、华尔兹舞曲和 中国乐曲。中国人会为美国人跳起民族舞蹈，作为回报，美国人也会跳起美国当时流行的舞 蹈，如康加舞。有时中国人也会跳一种类似于康加舞的舞蹈，叫"秧歌"舞，里面有弯腰和 挥手动作。朱德几乎参加所有的舞会，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也经常参加。毛不穿外套， 只穿着白衬衣和黑裤子出现在其他客人中间，与那些邀请他的女孩儿一起跳舞。国民党政府 派来的名义上来执行联络任务的一名少校和一名上校也常常被邀请到这些娱乐活动中，受到 极为有礼的招待。

　　美国联合服务组织(USO-United Service Organizations)的部队或士兵舞蹈团从未访 问过延安观察组。但其他人来过。有时他们成群结队地来。一次，一些从重庆来到这里参观 的官员带来一部用汽油发电的电影放映机和一部电影。电影在一间挤得水泄不通的屋子里被 反复播放。最后作战情报处的官员送了一台放映机给中国人。"迪克西使团"借了这台放映 机，为每周乘飞机前来参观的人放映电影。最终，共产党人也要求获得一部新的留声机和新 唱片，他们通过同样的渠道获得了酒、香烟和美国式食品。

　　很多中共领导人定期去观看电影，但毛泽东和他的夫人很少去。但1946年春天，毛夫人开始 经常地去看电影。当时的使团指挥官杨照辉将此看做一个信号，认为尽管共产党与美国的关 系急剧恶化，他们还是很重视使团的。当美国人知道中国人要来时，他们努力放映一些音乐 片，而不是复杂的故事片，因为故事片镜头出现在屏幕上时很难翻译。有时在电影放映前， 叶剑英将军会通过一个翻译谈论政治，尤其是美国政治。每个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将一部电影 翻来覆去地看，以此填补夜晚的空虚。

　　1945年7月，战略情报局派到"迪克西使团"的约翰·高林制作了一部电影，名为《延安使 团》，是关于使团的日常生活和战略情报局要向共产党人展示的东西。就在阿尔伯特·C. 魏德迈将军向包括战略情报局在内的全战区下达指示时，他将制作完的电影送到重庆的战略 情报 局总部。魏德迈的新政策中包括指示延安的观察组与共产党人保持距离，不给他们提供武器 、弹药和物资供应，也不对他们许诺。因为有这一指示，重庆战略情报局负责人理查德·P.赫普纳(Richard P. Heppner)上校决定将高林的电影剧本呈给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 ·J.赫尔利。赫普纳担心，尽管从事实角度来看，电影剧本并不令人反感，它没有涉及重 要政治事件，也没有对国共两党进行比较，但剧中一些部分对正在延安进行的计划表现了极 大的热情。尽管大使非常渴望这部电影能上映，但他坚持先看过剧本再说。在电影完成后的 50年里，它其中的一些片段还被一些关于20世纪中国的纪录片使用。

　　在没有电影或舞会的夜晚，来到延安的人们就围在收音机旁，收听关于战争的消息。他们很 快就发现，新闻里很少提到有关中国的消息。通常由一个人戴着耳机在上午11点收听夏威夷 檀香山的新闻报道，然后将它打出来并粘贴到公告栏上。有时从敌人那里能获得比盟军还多 的新闻报纸。东京的《朝日新闻》在出版后十天就能在延安看到，包瑞德觉得这样非常好， 而且是体现共产党效率的实例。他相信他们从《朝日新闻》上能够梳理出关于战争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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