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有一家中国亲戚

　　从血统上讲，司徒雷登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他父亲是美国去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母亲也是美国人。但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从小说的是杭州话，11岁时被送回美国的弗吉尼亚州上学，当时住在伯父家，邻里小孩都称他是个不会说英语的“土八怪”，直到二十三四岁时，司徒雷登大学毕业后又回中国传教。1919—1946年间，司徒雷登在北京创办并担任燕京大学校务长27年，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1946年，鉴于司徒雷登能说、能写中文，学生又遍及世界，其中有不少是国民党、共产党中的大官，美国政府于是任命他任驻中国大使。

　　可是，司徒雷登大半生是在中国度过的，他的儿子杰克也出生在北京，很小时母亲就去世了，杰克是跟着美国亲戚长大的。杰克后来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城市当了牧师，收入也很低，没有能力照顾父亲。司徒雷登得病后惟一的指望就是傅泾波。傅海澜说：“我父母对司徒雷登完全像父亲一样看待，我们几个孩子一直用英文叫他‘Grandpa(爷爷)’，我们的下一代又用中文叫他‘太爷爷’。直到今天，孩子们还记得那位颤颤巍巍的高个子太爷爷呢！”

　　司徒雷登得病后，先在海军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来还是回到了傅家。司徒雷登对康复治疗特别积极，所以半年后病情有所好转，可以用右手写字、吃饭，也可拄着拐杖上下楼，并从屋内走到院子里。傅泾波到美后没找工作，也没做什么生意，基本上是围着司徒雷登转。他们两人的朋友不少，来往信件特别多，俩人一天到晚不是写信，就是去散步。

　　傅海澜说：“司徒雷登最感谢的是他的中国儿媳、我的母亲刘卓汉。”刘女士也是文化人，在中国时是个很好的数学老师。当年，傅泾波的家境尽管算不上大富大贵，但一家生活比较舒适。那时家里有佣人、厨师，夫人根本不会做饭。可是随夫到美国后，刘卓汉则完全成了个家庭主妇，做饭、收拾屋子、打理草坪都是她的活。司徒雷登喜欢吃中餐，而且还得是北京味的。刘女士就向人请教，尽量做出像样的北京式中餐。为了给一家人换口味，她还专门坐公共汽车去上免费的西餐厨艺课。刘女士做的可口饭菜给司徒雷登晚年生活增添了很大的乐趣。每天吃完饭，司徒雷登总是要拄着拐杖向刘女士说：“莎拉(刘的英文名字)，谢谢你，你做的饭很好，我吃得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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