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抄本是这样流传的
1971年春天,我把我1970年给工友们讲的梅花党的故事写了一部四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取名《一只绣花鞋》;然后给亲友们传看。当时我的手抄本,通过到内蒙古大草原插队的哥哥,到西北当兵的表哥,到东北军垦,山西、陕西插队的同学,流传到社会上。1971年的时候,我18岁。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就会坐在我家屋子前面的葡萄架下写我的小说《一只
绣花鞋》。在葡萄架不远的地方,有一株母亲亲手栽下的白丁香,花开的季节,飘来淡淡的白丁香花的清香,夹杂着枣林的气韵,灰色的旧屋顶笼罩在黛色之中,偶尔传来灰喜鹊的叫声,此情此景,颇有韵味,都能刺激我想象出很多故事。1974年夏天,因为我在三年里给工友讲故事时又增加了不少内容,于是又把这4万字的小说扩充为一部12万5千字的小说。在2000年10月正式出版的时候,实际上又增加7万多字,加入当代的一些故事背景。因为按照出版社的要求,长篇小说20余万字比较合适。
有人说,手抄本犹如文革时期我们嚼过的玉米面窝头和菜团子,可是你们别小看这些菜团子,就如同你们别小看了人类那些光着屁股的猿猴老祖宗一样,当然这种比喻未必那么恰当。你们想一想,从1966年开始的历时十载的“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中国当代社会经历的一场大灾难、大破坏。一时间,文坛陷入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悲惨境地,连老舍这样的优秀作家都跳了太平湖。但是一向富于反抗意识、想像力的中国人,不能容忍文化沙漠中长途跋涉的饥渴,于是民间口头文学不胫而走,各种手抄本应运而生。诞生于“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历史环境中的“手抄本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在古代,因为印刷技术不发达,人们习惯于手抄文章,《西游记》、《红楼梦》等文学名著就是靠手抄在民间流传的。而“文革”期间流传的手抄本,则是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一种叛逆行为。由于当年手抄本基本不署名,而且在长期的传抄中逐步被不同的人加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实际上是一种群体劳动,一种自由文学创作,它反映了人们不甘被禁锢的思想和对人性、个性、情感的渴求和反思。正是这暗暗涌动着的充溢着蓬勃生命力的潺潺文化春溪,带给受难而顽强的一代中国人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博大情怀。在初步统计流传的300多种手抄本文学作品中,我写了20多部,至今仍保存着十多种手抄本原创手稿。
我始终认为,这世间许多东西都可以没有,但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和真实的历史记载是不朽的!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尽管发生两次废佛焚卷事件,但是隋末的有志僧人静琬在北京京西石经山毅然发起石刻佛经运动,历经隋唐辽金元明一千余年,经数万僧人的磨砺,终于完成石刻大佛经,成为世界佛教史上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北京石经山云居寺也被誉为“北京的敦煌”。秦始皇可以“焚书坑儒”,“烟雨骊山君子仇,咸阳四百六十丘”,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司马迁可以忍受宫刑,但是著出了辉煌的《史记》。李白可以不被唐玄宗重用,但是成为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最伟大的诗人!
我觉得,这就是文革手抄本的真正意义所在!同时,我也是在手抄本的创作中成长起来,形成了在那种困难的境遇和重体力劳动的重压下的精神动力,以至于在1978年以初一的文化基础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我在文革时期创作的手抄本作品并不仅仅是《梅花党》系列与《落花梦》,还有一些小说、诗歌以及电影作品等。
那时候我讲的故事大多是反特、侠义题材的,少数是当代题材。为了避免出现是非,写的当代题材的小说大多都扔进炉火里烧了。我写过一篇中篇小说,名叫《命运》,它讲述原某部部长一家人受迫害的故事,写这个故事的主要原因是部长的长子是我表哥的好朋友,里面有关于他与一个四川姑娘的爱情故事。直到现在,我的表哥姜立忠还说,我记得“文革”当中,你写的《命运》很精彩。另一部当代题材的小说名叫《安娜》,讲述一个少女受尽迫害最后沦为妓女的故事。还有一部没有写完的长篇小说,名叫《橘子红了》,讲述三个青年,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参加秋收起义,失败后,又去了广州,参加广州起义,再次失败后,去湖南寻找毛泽东投身革命。
我也写电影文学剧本,我很喜欢邹容,他17岁牺牲,他那种无畏的精神很令人佩服,所以我就写出了电影文学剧本《邹容》。“文革”期间,我还创作了《憧憬》、《价值》、《老头店的姑娘》、《空间,有无数深邃的眼睛》等小说和诗集《咏史一百零二首》、诗论《墨海淘沙》、话剧剧本《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电影文学剧本《巾帼英雄》等。1970年,我一气呵成写了一部《咏史七律一百零二首》。以七律的形式,创作102首诗,谈古论今,指点江山,悠悠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名人多揽在诗囊之中。
1976年5月,我又写了影射“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电影文学剧本《国恋》,但由于政治原因,只在极少数亲密朋友中秘密传阅。这部电影文学剧本实际上是当时最早的一部反映“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文学作品,剧中写的红岩广场就是暗指天安门广场,书中的反面人物张帅,是“白卷英雄”张铁生和黄帅的合字。剧中有刚刚平反解放的老干部、老将军凌云飞,也有“四人帮”的爪牙谢群,即谢静宜和叶群的合字。长诗《恩来之歌》是我在1976年1月9日周恩来去世之后的第二天写成的,这首长诗的第一个读者就是我表哥姜立忠,之后开始抄写流传。
我始终认为,文学是人学,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应当是深刻挖掘人性的作品,而不是附庸风雅无病呻吟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李白、曹雪芹的成就大,还是周邦彦、柳永的成就大,当然是李白、曹雪芹。李白确实有过丞相梦,但他决不会为了得到这顶乌纱帽,媚颜屈膝于唐玄宗和权臣,“叫我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最后浪迹江湖,与山水明月美酒为伍。
我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陆续推出了9部长篇武侠小说,1992年我突然暂时在武侠小说方面封笔,毅然转向现代题材小说,我想更直接面对社会现实,进一步深刻挖掘人性。近年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创作了《你到底想要什么?》、《人为谁活着?》、《夜香》等反映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
“文革”已经过去27年了,手抄本也已进入历史的档案,但是中华民族的文明之火生生不息,愈烧愈旺,中国人的英勇顽强的精神永恒!
(摘自《宝瑞真言》,张宝瑞著,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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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燕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