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为没把萧伯纳当作“伯纳萧”这样的外人，所以国人也就不必客气了，早在老头儿登上中国的岸之前就交给了他反帝和社会主义革命两大神圣而光荣的任务。像郁达夫这样的大腕儿，在上海的报纸上撰文说：“我们对于萧的希望，就想他能以幽默的口吻去向世界各国说出我们政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侵后的幽默，与国联对于此事的幽默，另外倒也没有什么。”而邹韬奋这样的名流，则更希望老头儿能在中国振作振作国人的社会主义精神：“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的有声有色的著作都是在抉发暴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腐败黑暗，在我国所谓‘有力量的人’尚彷徨于歧途中的时候，这位老先生到中国来走走，我们当然尤其表示欢迎。”

　　回到孙夫人的阳光花园。阳光确实很好，老头儿的心情也很好，他甚至走到了鸽棚前，想抚摸一只无知的小白鸽，只是那小东西毕竟怕人，或许更怕洋大人，扑的一声飞走了。记者可没有老头儿那样的闲情逸致，他们一上来的严肃问题便是要他对中国提意见。萧先是耸耸肩耍赖，表示这样的意见就仿佛一部20多卷的巨著，非一时可以匆匆作完，说着说着话语转化成萧老头儿特有的尖刻或幽默：“我对于中国的意见对于你们又有什么用？你们能听我的指挥吗？假如我是个武人，杀死过十万人命，你们才会尊重我的意见。”但老萧毕竟看见中国记者瞪大了眼睛，神情专注，期盼甚殷，于是觉得左翼的自己不能总是老不正经，也该说说左翼的事情了。在记者的热烈追问下，萧先生开始批判中国的文化，说什么中国固无文化可言，有之也在中国的乡间田野。中国现在又向西欧搬来文化，像为资本所操纵的议会，像戕害个人自由的大学教育，中国人都想搬来，然而，中国搬来如此遗害大众的西方文化，又有什么用呢？老头儿越说越正经，向中国人传授起了社会主义的革命真经，他苦口婆心地劝戒学生，如果上街革命时遇到警察的镇压，一定不要殴打警察，最妥善的方法就是逃跑，尽快地逃跑；至于工人，要改善待遇，也不必罢工，因为冻的饿的还是自己嘛。社会主义的精义，乃在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决不是蛮干。老头儿在不止一次地揄扬苏俄之后，还预言社会主义“早晚必然要普遍实行于世界各国”，尽管革命的手段和步骤有异，但殊途同归，“到最后的终点，始终还是要走上同一条道路，而达到同一个水平线”。

　　萧走后约一个月，瞿秋白编辑的《萧伯纳在上海》面世，上海野草书屋印行，鲁迅作序。

　　在孙夫人的阳光花园答完记者问，萧翁就回到了“不列颠皇后”轮上，当晚11时离沪北上。两天后，由秦皇岛经天津抵达古都北平。

　　古都北平的右翼胡适，似乎不太欢迎左翼的伯纳萧。据路透社2月20日电，当日晚6时45分，在北平车站欢迎萧伯纳的只有新闻记者若干人。路透社还报道说：

　　北平教育界及学界决定在萧游北平时不予以招待，胡适之于萧氏抵平前夕发表一文，其言曰，余以为对于特客如萧伯纳者之最高尚的欢迎，无过于任其独来独往，听渠晤其所欲晤者，见其所欲见者云。

　　确实是这样，30年代是红色的30年代，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时兴左翼右翼地站队，左翼的萧伯纳自有左翼的人捧，而右翼则站在了另一边冷嘲热讽。他们主要是攻击萧“不诚恳”，唱着平均资产的高调，坐在社会主义的安乐椅里，借主义以成名，“挂羊头卖狗肉”；若真信仰社会主义，当散尽了家产再说话。他们还指责萧的上海一日，根本不见丝毫的社会主义行动，诸如那顿功德林的素菜吃得太奢侈，不仅“布置得非常之好”，而且“桌子旁边有数不清的仆人侍候着”；诸如萧只到了一家阔气的洋房，而且还坐着豪华的小车，为何不瞧一瞧贫民窟？为何不问一问那座洋房里的苦力的工资是多少？一家右翼报纸甚而至于用心篡改了一句名言，借以恶毒形容这个著名老头儿上海一日的“成果”：“来了，看见了，撒了滥污了。”

　　左翼的瞿秋白当时正隐居上海，不敢一晤萧大人。但他也并未闲着，而是始终密切注视右翼的动静。右翼的进攻使这位正害着肺病的革命者义愤填膺，他清醒地看到右翼业已结成“呸萧的国际联合战线”，遂搜全了左翼和右翼的言论，进行“比较翻译学”的研究，亦即研究同一句萧的言论为何翻译在不同的报上就真的不同了，这些“不同”可视作“政治凹凸镜”，来折射右翼的丑恶嘴脸。萧走后约一个月，瞿秋白编辑的《萧伯纳在上海》面世，上海野草书屋印行，鲁迅作序。瞿不敢露名，署了个“乐雯剪贴翻译并编校”，或许是为着招徕读者，将“鲁迅序”也印在封面上。

[上一页]  [1]  [2]  [3]

　　(编辑：燕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