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军戈

　　京西宾馆是1964年9月14日开业接待宾客的，到现在已经整整四十年。特作此文，以资纪念。

　　京西宾馆建成时，北京市除北京饭店、民族饭店、前门饭店、华侨大厦外，它的建筑

设备算是比较好的。所以开馆伊始，1964年国庆节，京西宾馆就接待了阿尔及利亚、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巴基斯坦、缅甸等六个国家的党政代表团和来自其他34个国家的61个专业代表团，并接待了当年10月20日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东北、中南、解放军三个代表团和大会的260多名工作人员。

　　京西宾馆属于军队编制序列，归属总参谋部管理局领导，强调安全保密，有严格的警卫措施，故多受党、政、军、群机关青睐。京西宾馆建筑的目的，主要为军队内部接待及外宾服务，以后又发展为为党、政、军召开各种内部会议服务，即为政治活动服务，根本排除商业行为。

　　京西宾馆有秩序的正常工作只维系了三年，到了1967年，由于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不断升温，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京西宾馆成了备受外界冲击的焦点。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按说维护军队的稳定应该是党的高级领导层的共识，然而，林副主席认为，有些领导机关过分强调军队的特殊性，压制民主，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于是鼓动军队也要搞“四大”，要造反。这样，不但军队各机关形成了观点不同的两派组织，院校的造反派更是接收了党委对文化革命的领导权，先揪斗院校的各级领导干部，再揪斗当地军区的领导干部，进而上北京，冲击国防部大楼，冲击军委办公的京西宾馆，寻衅闹事。京西宾馆发生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一 　　　

　　文革开始，在毛泽东同志“造反有理”、“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最高指示”引导下，在官方舆论宣传的鼓动下，一场打、砸、抢、抄、抓、关、杀的“红色恐怖”降临中国大地，并很快从社会转向党内。

　　一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风，迅即刮遍全国，开始了一场对党的高级干部残酷的迫害运动。

　　1966年12月25日，上海市市长曹荻秋被揪到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批斗；

　　12月28日，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被揪出来，游斗示众；

　　1967年1月8日，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阎红彦在经受了“革命造反派”的追捕后，心烦意乱，口干舌燥，端起桌上放的一杯水，一饮而尽，熄灯上床。当造反派冲进他的卧室后，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1月21日，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死在舰队招待所的井中，死因不明；

　　1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在批斗中被造反派活活打死，身上被伤32处；

　　与此同时，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方志纯等，统统受到批判、游斗示众，乃至关押。他们在得到中央保护后，1967年春天都住进了京西宾馆。

　　由于党的高级干部反对无政府主义，坚决反对在军队搞“四大”，在1月19日召开的军委扩大的碰头会上，就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同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陈伯达等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并且拍了桌子，这就是著名的“大闹京西宾馆事件”。2月份，因为几位老帅、副总理反对对党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同中央文革发生了同样激烈的斗争，这就是所谓的“大闹怀仁堂事件”，即以后被称为“二月逆流”的“事件”。

　　鉴于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造反派到处冲击抓人，1月26日，中央军委对京西宾馆文化大革命做了专门决定。决定说：“京西宾馆同中南海、人大会堂、钓鱼台一样，属于保护单位。京西宾馆的文化大革命，要按照军以下部队的办法搞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战斗组织，不搞串连，军队和地方战斗组织不许冲击。”但就在军委的决定通告贴出去两个小时后，新疆农学院“红旗造反团”企图强行进入京西宾馆大楼揪人。宾馆警卫人员耐心但强制地劝阻。气急败坏的“造反团”涂抹了军委的决定，大骂宾馆“保皇”。

　　1月28日，总参管理局“革命造反派”不顾军委“不许冲击京西宾馆”的决定，为了给总参管理局领导人施压(京西宾馆为总参管理局的下属单位)，包围宾馆，封锁出入口，还检查了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进出的车辆。致使在宾馆开会后的周总理、叶帅、聂帅无法离开宾馆。王新亭副总长严责宾馆领导出去做工作，让他们撤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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