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是宾馆负责接待工作业务的副主任，分管会议、客房、餐厅各科，责无旁贷。因为同是总参管理局的同事，互相认识，我就向他们说明军委的决定，并暗示他们的行为搞不好会“闯祸”，撤走为好。对方虽然高呼“砸烂杨军戈的狗头！”但也怕事态闹大，还是决定撤走了。

　　2月4日，新疆红二司要强行把接见他们的王恩茂同志从宾馆接待室劫走，引起公愤，被我馆工作人员和家属制止。

　　2月5日，驻京文体单位“红色造反者”堵住宾馆出入口，强行检查进出车辆，他们抓人的目的没有达到，就把我馆警卫科长抓走。

　　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住在京西宾馆，南京造反派来了六七百人抓他。负责京西宾馆警卫的卫戍区部队把造反派阻拦到宾馆外面，使他们抓人未成。于是这帮南京造反派围在宾馆外面不走，而且得到北京造反派的支持，人越来越多。我们及时调整和加强了京西宾馆的警卫力量。许世友同志看到形势不好，就把住在京西宾馆的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及张希钦(据本文作者所知是张震)等同志组织起来，把京西宾馆的开水壶集中在七楼(据本文作者所知是十二楼)做“水雷弹”，把电梯关闭，准备在造反派冲上楼时，用开水壶往下冲。许世友自己随身带了枪，他是准备自卫的。对造反派的防范工作准备好后，许世友同志用电话报告周总理、林彪、叶剑英和徐向前元帅，并请转报毛主席。许世友说：“今天，造反派来抓我许世友。我革命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都不怕，今天来抓我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向谁开枪！”

　　周总理知道许世友的脾气是敢说敢做，立即让我跟徐帅到京西宾馆做许司令的工作。与此同时，毛主席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派关锋到宾馆做造反派的工作。我们到了宾馆，见了许世友司令员。他见徐帅来了，情绪非常激动，说：“我出生入死为革命，我许世友犯了什么错误？中央批评我可以改，为什么要来抓我？为什么要污辱我？”那一天，如果没有周总理及时处理，京西宾馆就可能发生人命案。

　　周恩来总理对京西宾馆的稳定和安全十分关心，2月7日零点，他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作了以下重要指示：“京西宾馆从1967年2月7日零点起，开始实行军事接管，未经北京卫戍区允许，任何人不许进入。如果有人要进的话，讲清道理。避免冲突，说明这些人(中央军委首长、各军区首长)来开会，是中央请来的。”“……京西宾馆要设接待室，有问题到接待室谈，……不许冲击，不许进去抓人，不许把人揪走，卫戍区要绝对负责。”

　　1967年2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发布通告，对京西宾馆实行军事接管。通告广贴宾馆各出入口。

　　当天下午4时，周总理委派秘书周家鼎对京西宾馆军事接管问题进行了检查，总理指示说：“接待室不能设在大楼，可以设在东小楼(即现在东大楼的位置)，要把力量配备好。未经许可不能进入宾馆，不但前门不能进，后门也不能进，一定要管好。”

　　当天晚间，总理亲自到宾馆查看了通告张贴的情况，并指示：宾馆接待室安一部直通总理办公室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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