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虽说京西宾馆已被卫戍区“军事接管”，宾馆警卫工作得到了加强，但是，宾馆的安全仍然面临着严重的隐患：一是批判“二月逆流”以后，“革命造反派”得势更猖狂，根本不把卫戍区的通告放在眼里；二是人民解放军“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实际上被解除了武装。在造反派的冲击中，他们只能组成人墙阻挡，无权同造反派平等地作你来我往的斗争。

　　一天我从总参管理局开会回来，见接待室外面紧紧围着一群人在争执，原来是广西造反派要把来接待室接见他们的韦国清同志抢走。韦国清同志被一个大个子紧紧扼住脖子，他的警卫参谋和我馆客房助理员陈回民同志竭力帮助他挣脱。在他们的外面围着一圈造反派，在造反派外面又围着一圈警卫战士，互不相让扭到一起，大约相持了20多分钟，在外围警卫战士的接应下，韦国清同志终于脱离险境。

　　7月23日，军委办事组传达周恩来总理指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治委员蔡炳臣、武汉市人武部长巴方亭等人秘密住进京西宾馆，要求宾馆“绝对保密”，加强安全保卫工作。我们那时已经知道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理解为什么应当“绝对保密”。除主任(老红军)、吴世昌同志、我、客房科长、警卫科长外，没有告诉任何人，对客房、电梯服务员，也作了“绝对保密”教育。

　　那天，中央警卫局奉总理指示，直接派遣宾馆警卫科长李生同志去机场迎接。24日凌晨三点半钟，他们乘大轿车到达宾馆。从大楼东门(此门长期关闭，没有使用过)进入宾馆，乘坐宾馆东部平时为客人送饭的电梯上到九楼东半部入住，九楼东头会议室作为他们的临时餐厅，不去餐厅用饭。等把客人安排好后，已经是凌晨五点多了。

　　那时北京正在修地铁一号线，采用掘开式施工法，整个复兴路形成了一条又深又宽的大沟，进出宾馆只有一座临时搭建的木架桥可以南北通行。大约六点左右，忽听北面桥上人声鼎沸，上万人从桥北向宾馆冲过来，高呼着“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的口号，我问冲在前面的人：“你们要干什么？”回答说：“我们要揪走反革命分子陈再道！”我心想，这事“绝对保密”，他们肯定并不知道真情，便故作镇静地说：“笑话，陈再道在武汉，你们来京西宾馆抓得什么陈再道？！”那人反驳我说：“你别骗我们，首长说了，陈再道昨天晚上就到了北京，就住在京西宾馆。”

　　人所共知，“首长”就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我撒腿就往大楼跑。

　　我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客人转移到哪里，但苦无良策。电梯服务员见状出主意说：“杨(副)主任，别着急，先上电梯，我开到两层之间，把信号关闭了，是不会被人发现的。”此法绝好。就这样把陈、钟二人藏起来后，我就急急下到一楼。

　　一楼大厅正在激烈的对阵，造反派人多势众，奋力往里冲，口中念念有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但因宾馆预先作了防御准备，除了值班人员外，大部分职工也都赶到，加入到“抵抗”队伍，战士、职工拼命阻挡当面之“敌”，一楼大厅已有安全保障。

　　“革命造反派”是中央和北京市文化系统的，他们人多势众，冲不进大楼一层，就把地下室窗户玻璃打碎冲入地下室。

　　当得知地下室“失守”的时候，警卫部队在大厅两侧通往地下室的东、西门，各派一个班防堵，死死抵住门，防止地下室的造反派往上冲。但终因力量悬殊，最终被造反派冲开，进入大厅。

　　此时，一个惊人的情况报告我：造反派上到了餐厅的屋顶，从那里可以跨入三楼客房317、319的阳台，虽然一楼大厅通往楼上各层客房的门被关死，但经过这两套客房穿堂而进，可以走向任何一层楼，进入任何一个客房。更严重的是，造反派此时互相传递着一个信息：说陈再道中等个子，圆脸，长有麻子，外号“陈麻子”，只要是“麻子”就是陈再道。我一下子惊呆了。317的客人是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同志，他的长相与陈再道有近似的地方。造反派一旦把秦司令错当陈再道施暴，问题可就严重了。后来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秦基伟同志一见造反派，就向他们亮明身份“我是秦基伟”，并且和蔼地劝说造反派要守纪律，要文斗不要武斗。

　　傅崇碧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几千人冲破了门外的警卫线，有几百人冲进一楼，情况非常紧急！

　　很明显，如果陈、钟、牛等被揪走，就会死在造反派手里。当时，我正随着周总理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陪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紧急时刻，周总理写了4条，前两条是：一、陈、钟、牛是毛主席请来的，不能抓；二、京西宾馆是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接见各省、各大军区领导干部谈问题的地方，不能冲。

　　我赶到京西宾馆时，里外一片混乱，人声鼎沸，大约上万人，冲进一楼的造反派把窗户都砸碎了，玻璃满地都是。我立即(重新)宣布总理的4条，造反派仍然不听。

　　我很快回到天安门城楼上，把情况报告给周总理。……我根据我们的警卫干部提供的情况，报告周总理：“冲击京西宾馆之事，谢富治、戚本禹他们很清楚。”周总理让立即把谢富治、戚本禹找来，严厉地批评他们说：“冲击京西宾馆，抓陈再道的事我不管了，交给你们两位。陈、钟、牛出了问题，你们去向毛主席交待！”

　　谢富治、戚本禹看到周总理生了那么大的气，也不敢怠慢，就在天安门城楼上给(在)京西宾馆造反派头头通电话。他们的电话很管用，造反派很快从京西宾馆撤走了。

　　傅崇碧同志再一次到京西宾馆处理善后时，在宾馆办公室接了总理给他打来的电话。总理严厉追查陈再道等到京情况，是什么人泄了密？傅崇碧同志委婉地建议“不要追查了吧”！显然，不是什么人泄了密，而是“官方”指示造反派去冲击京西宾馆的。果然，总理又指示“不要追查了”。

　　其实造反派并不是无条件撤出京西宾馆的，他们要傅司令员承认他们冲击京西宾馆是“革命行动”，傅崇碧同志答应了他们的条件，我委屈地向傅司令员申诉：“他们是进攻的，我们是防御的，如果承认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我们奋力阻挡他们岂不是……”傅司令生气地反问我：“你说应该怎么说！”

　　这批造反派撤出宾馆，三军造反派几万人很快又围绕京西宾馆游行示威，并对准京西宾馆不间断地高呼“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打倒牛怀龙！打倒蔡炳臣！打倒巴方亭！”那喇叭大的出奇，直径少说也得有三米，据说这是专为从厦门向金门广播设计制造的，发出的声音震耳欲聋，把窗户玻璃震得哗哗响。

　　我们其实不怕三军造反派，他们的后台就是军委办事组一些人。他们不敢超过京西宾馆警戒线一步，更不敢冲击京西宾馆，不过虚张声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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