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骐

　　丁玲需要革命决心奔赴陕北 　　　

　　1936年10月初的一天，丁玲在西安的一家小旅馆里闷闷地呆着。她来西安已经有好些天了。她在这里急切地等待中共地下党派人来和她联络然后把她送往延安。可是一连等了好

些天仍不见有人来，因而有些着急烦闷。恰在这时，中共派往南京去和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谈判的代表潘汉年正途经西安，他得知丁玲要去陕北，并根据党内同志提供的地址找到丁玲临时居住的这家小旅馆时，却出人意料地向丁玲提出了先不要去陕北的建议。潘汉年认为，丁玲被国民党逮捕关押期间曾经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关注，已有一定的国际影响，现在出狱后如能去国外，比如去法国，那里的左翼势力较大，不仅可以宣传中国革命而且可以进行募捐活动。

　　丁玲稍加思索后便拒绝了潘的建议。她对潘说：法国当然是个好地方，我好多年前就很向往的。可是我现在只有一个心愿，我要到我最亲的人那里去，我要母亲，我要投到母亲的怀抱，那就是党中央，只有党中央，才能慰藉我这颗受过严重摧残的心，这是我三年来朝思暮想的。请你一定答应我，让我去陕北去保安。潘汉年深知丁玲的个性以及她对革命的满腔热情。还是在5年多之前，即在胡也频牺牲后不久，潘汉年就曾在上海会见过一次丁玲。那时丁玲就向他提出过类似要求。当时她就满怀激情地对潘汉年说，她要离开上海旧的一切，要闯进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与旧的无瓜葛的新天地。我需要做新的事，需要忙碌，需要同过去的一切有牵连的事一刀两断。丁玲知道潘汉年是代表党来看望她的，于是她明确地向潘提出要求：“我想我只有一条路，让我到江西去，到苏区去，到原来胡也频打算去的地方去。”面对丁玲的急切要求，潘汉年当时是答应了要设法让她到江西苏区去的。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丁玲并未去成苏区。5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现在丁玲又在西安向潘汉年提出了和5年多前同样的要求。虽然潘汉年认为丁玲暂不去陕北而去法国可能对革命更有利，但因丁玲的态度坚决而最终答应了把她送往陕北的要求。

　　上述情况是丁玲在一篇回忆潘汉年的文章中详加记述的。文章的题目叫《决定一生的谈话》，主要就是指她这一次在西安会见潘汉年时潘动员她去法国而她则坚持要去陕北的谈话。历史的实践正如丁玲所说，这次谈话的结果的确是决定了她的一生命运的。如果她接受了而不是“顽固地”(丁玲自己这样说)拒绝了潘汉年建议，去法国而不是去陕北，她一生的命运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当时和丁玲同行的还有一位左翼作家聂绀弩，他听从了潘汉年的建议立即返回了上海，而丁玲则如愿以偿到达了陕北保安。

　　丁玲为什么要坚持去陕北而不去法国？这要从她的人生经历和独特的个性去寻求答案。她出身于旧的官宦家庭，但从少年时代起就受到了“五四”启蒙运动思潮的影响而初步形成了反叛旧思想旧道德的性格。刚刚步入成年，她就在上海大学那样的环境中受到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思想熏陶。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成了她的主导思想意识形态。面对旧社会的黑暗与罪恶，她感到压抑和苦闷，并因无力抗争而有些颓唐。幸而对文学的喜爱和某种天赋的写作才华使她找到了一个宣泄思想情感的突破口并表达出对黑暗社会的强烈批判，因此就有了《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创作问世，并从此走上了文学的路。然而文学终究只是一种作用有限的武器，它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它既不能改变黑暗的社会现实，也改变不了包括作家在内的人民大众被压迫和被损害的命运。因此丁玲和她同时代的许多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很快就认定了惟有革命才能改变黑暗社会的现实，才能改变被压迫者的命运。特别是在胡也频被国民党逮捕并被杀害之后，丁玲渴望参加革命实践斗争的决心就更为强烈，而且认定只有到苏区去参加红军才是最好的选择，才能摆脱在上海的一切旧牵连和旧的瓜葛。稍后她加入了共产党，并根据党的需要在“左联”担负了一部分实际革命工作的任务。但她对直接参加革命实践斗争的要求和对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向往却是一直存在的。1933年5月丁玲在上海被捕，随后又被转移到南京关押了整整三年之久。在此期间鉴于她的名气和影响，更为了软化她，国民党当局在生活上给了她许多的照应和方便，但在精神上却使她感到了格外地压抑和痛苦。当国民党对她的管制多少放松了一些时，她就千方百计寻找党的关系，并在找到了党的关系后立即逃离敌人的魔爪而坚决要求到革命根据地去参加实际斗争。对丁玲而言，此举不仅是为了实现她5年前的强烈愿望，同时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对革命的忠贞不渝，以事实来消除关于她在被国民党关押期间的种种捕风捉影的传闻。正是基于上述的思想基础，加上丁玲固有的执着个性，因而才有她拒绝潘汉年的建议而坚决奔赴陕北的行动。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去陕北还有着一定的风险，但她还是坚定地踏上了这条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充满了荆棘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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