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运动丁玲经受了严酷的“洗礼”　　　

　　延安整风运动以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为开端，高潮是在1942年。由于肃反和审干运动也是整风运动的继续和延伸，这一规模空前的运动直到1943年年末或1944年年初才基本结束。

　　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评价，是一个十分敏感和复杂的问题，最近几年学术界已有一些深入的探讨，这里不可能详加辨析。这里只想从延安整风运动的发展过程以及它对丁玲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的角度做一些历史的陈述，说明丁玲在整风运动过程中思想上经受了一场怎样的严酷“洗礼”以及在文学道路上怎样转轨改弦易辙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延安整风运动的初期，主要目标无疑是为了清除以王明为代表的实际上是由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推行的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所产生的恶劣影响。这个目标自然是正确的而且是比较快地实现了。与此同时则是要进一步确立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无可争议的思想权威和领袖地位。然而随着上述目标基本实现，从1942年初开始，整风运动便逐步向纵深发展了。其标志之一，就是1942年2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中，在批评教条主义的同时，就竭力把批评的目标转向了知识分子的群体并过分地贬低书本知识的价值。他的结论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他认为知识分子即使有一些书本知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学习和掌握书本知识并不困难而且可以说是最容易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评价知识分子并且明显地包含着某种轻视和蔑视知识分子的意味呢？这倒未必是他在认识上的偏颇或是偏见，因为他自己就是知识分子出身并具有极丰富的书本知识。他之所以要在整风运动过程中突出批评知识分子并竭力贬低书本知识的价值，其主要原因还是出于政治上的某种考虑和需要。众所周知，延安本是一个又穷又落后的小城。但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就有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从国统区各地不断来到延安。据统计，到1938年年底就已有约2万人进入了延安各类学校和大小机关。一时间宝塔山下，延河岸边，随处可见知识分子频繁活动。这些人起初几乎都抱着一种“朝圣”的心态，视延安为革命圣地，对革命抱有若干不切实际的幻想。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延安的实际存在和他们起初的想象自然便有很大差距，于是这些知识分子的某些弱点便逐渐暴露了出来：自命清高，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看不惯工农干部的某些缺陷，一有不满就发牢骚，等等，于是在干群之间，在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的矛盾便凸现出来。尤其是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例如某些作家、艺术家、理论家，其言行往往具有一种居高临下傲气逼人之势。这一切都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敏锐警觉。如不及时遏制势必会造成严重后果。或许是出于矫枉必须过正的策略，他才在整风报告中突出提出了知识分子的问题并竭力贬损知识分子及其所有的书本知识的价值。

　　为了有针对性地整顿延安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1942年初分别约见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谈话，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这些人也大都坦诚相告。例如艾青、萧军在和毛泽东谈话时就都直言不讳提出了自己的批评与建议。也正是在毛泽东以虚怀若谷的姿态听取作家和艺术家们意见的这一段时间里，丁玲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版上却接二连三地发表了一批特别引人注目的文章：《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论同志的“爱”与“耐”》《还是杂文的时代》等。这一下矛盾就立即激化了。王震的公开指责最具代表性：“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毛泽东也随后表态：“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了问题。”于是在王实味和丁玲等人所在的组织单位立即召开了名为学习讨论实为批判声讨的各种会议。在中央研究院的会议上，此前曾经得到多数人赞赏的王实味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

　　毛泽东是一位政治战略家。他在点名打击王实味的同时，又保护了就其所写文章的性质而言和王实味并无根本区别的丁玲。因为丁玲是最先来陕北的知名作家，是毛泽东亲自树立起来的一面旗帜，和毛的关系也一直比较密切。保护丁玲具有包括策略需要在内的多重意义。因此丁玲虽然也受到了批评，但其政治地位却并未受任何影响。她仍被任命为文抗会整风运动委员会的主任，让她来主持文抗会的整风领导工作，包括主持对萧军等人的批判会。在随后举行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当与会人员集体照相时，毛泽东又特别招呼丁玲要她坐在离自己更近的位置。这一切都不能不使丁玲深受感动。丁玲本是性情中人，一直以来对革命对党就充满了感情。尤其是对毛泽东的格外礼遇更是充满了由衷的敬意。当她在文艺编辑和创作活动中出现了问题并且受到严厉批评之后，党的组织和毛泽东本人不仅没有把她和王实味相提并论，相反却对她如此关心和爱护。这就使她在感激之余，更在思想和理论上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的所有观点，并且虔诚地奉为经典守则。例如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作家必须进行彻底改造以及改造应该是从一个阶级转向另一个阶级的观点，丁玲就公开著文积极响应说：“改造，首先是缴纳一切武装的问题。既然是一个投降者，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就必须信任、看重新的阶级，而要把自己的甲胄缴纳，即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视为无物，要拔去这些自尊心自傲心……不要要求别人看重你了解你……”在这里，丁玲不仅表达了自己接受改造的决心和态度，而且劝告所有的作家都不要自尊自傲，不要像艾青那样要求别人“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又例如毛泽东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家与党的关系的论述，丁玲都是坚信不疑并且把它们概括为自己的终身信条：“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作家。”

　　延安整风运动，主要是1942年春夏之交的文艺整风运动，让丁玲在精神上经受了一场严酷的“洗礼”。无论是在政治思想上还是在文学观念上都使她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从一个小资产阶级自由知识分子作家转向为一个一切服从于无产阶级革命政治需要的党员作家。她自五四运动以后就不断吸取并信守了近20年之久的关于民主、自由一类的政治思想营养以及关于人的文学个性解放等文学价值观念从此被断然摒弃。她说，回顾过去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通天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幡然而悟、憬然而惭的感觉。这样“洗礼”的结果，首先是使她在政治上得到了信任。例如此后不久，即在审干和抢救运动中，丁玲安全渡过难关。还有一例也可从侧面反映丁玲当时所得到的政治信任。在王实味被捕几个月之后，外界对王的情况十分关注且传闻颇多。一些到延安访问的中外记者便纷纷要求会见王实味。为了宣传的目的，组织上决定由丁玲出面将王实味带到记者们的面前，让王在已经备受折磨而又仍在政治高压的情况下，认罪悔过并感激毛泽东的宽宏大量和仁慈。一位在场的记者后来写道：“一个脸呈死灰色的青年，让丁玲带着，出来背书似地向记者们痛骂自己。”另一位在场的记者则写道：“我在他几乎毫无表情的脸上唯一察觉到的情绪是恐惧。”

　　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基本结束后，丁玲又被送往中央党校学习和参加审干运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进一步接受了锻炼和改造。从党校结束学习之后，她便以轻装上阵的姿态积极投身于文艺界的活动。她首先是切切实实遵照了毛泽东的教导，深入到边区的工农兵群众生活中去，不久就写出了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报告文学《田保霖》。作品发表的当天，毛泽东就写信向她祝贺并邀她去作客。此后她接连写出了歌颂八路军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以及表扬边区模范人物的《民间艺人李卜》《袁广发》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丁玲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组织文艺通讯团奔赴东北。后因交通阻断被滞留在张家口地区，但她随即就全身心地投入当地的工作。除写文章和编刊物外，更以普通工作队员的身份参加了最基层的土改运动。正是在土改运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随后她就开始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从1946年秋天开始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努力，到1948年的夏天，小说终于修改完成。这部堪称鸿篇巨制的作品，丁玲确是下了功夫并且基本上体现了毛泽东对文艺创作的要求。丁玲又亲自把小说稿送到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请胡乔木、艾思奇等人审阅把关。胡、艾等人在审读后又将他们的肯定意见报告了毛泽东，毛当即表态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这部小说很快就由胡乔木拍板出书。这一切都说明，在延安“洗礼”后的丁玲，是真正按照党和毛泽东的思想指导身体力行参加文艺实践活动的。历史证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仅是丁玲个人文艺创作的一部巅峰作品，而且也是贯彻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重大成果。丁玲对党的文艺路线和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衷心拥护和忠贞不渝真是惟天可鉴。直到30余年之后，虽然已经遭受过无数的误解和磨难，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再版前言中仍然充满感情地回顾说：“我写书时像一个战士喊着毛主席冲向战场。”

　　(编辑：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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