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赵琦美14岁时，也就是万历五年(1577年)，明朝的中央权力机构发生了一件大事。而他的父亲赵用贤，首当其冲，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一场差点要了他性命的政治风波。赵用贤时年42岁，当时在北京的中央政府中担任翰林院检讨的清流职务。张居正时年52岁，是万历皇帝最信任的内阁首辅，正食不知味地为挽救行将就木的大明朝之颓势，在全国雷厉风行地推行其“一条鞭法”。张居正的权力炙手可热，赵用贤只是个微不足道的言官。但在流行和创立皇帝痛打士大夫屁股的这个明朝，偏偏就有一批以被打屁股为光荣的文人士大夫立到了张居正的对立面，与他叫板，给他难堪。事情的起因很突然：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在湖北江陵病逝。按照礼法，张必须回江陵守孝三年。但年轻的万历皇帝才即位五年，当然不愿意忠心耿耿又有治政威严的爱臣离开京城，立即下诏，留张居正在京继续当他的内阁宰相。于是，朝中一批对张居正所推行政策素来不满的词臣和言官，其中就有赵用贤在内，以及资深的重臣如邹元标、吴中行、艾穆、沈思孝等人，世称“五贤”的便是，一起发动了弹劾张居正的活动，认为张是“奉旨夺情”。这里，士大夫们玩了一个巧妙的文字游戏，即反对张居正，但并不反对皇帝小子本人。小皇帝是好的，小皇帝是英明的，小皇帝是为国家社稷着想的，只有你张某人太不知趣了，缺了你难道天上就不下雨了吗？连皇帝的假客气你也照样领情了，竟然连“忠孝”不能两全这个伦理也不顾了，你真是霸道之极了。于是，高高的庙堂里再一次出现了大臣之间你死我活的道德斗争。

　　费振钟在专门论述晚明文人行为操守的《坠落时代》一书，是这样揭示“夺情事件”的：“‘夺情’事件将士大夫文人分成了拥护派和反对派，拥护派不必说多是一些深知张居正热衷政权因而借机效忠的人，反对派则拿了纲常伦理来攻击张居正及其拥护者违背人情常节、不爱不孝；拥护派一个接一个上疏慰留，反对派自然也一个接一个上疏要求皇帝下令让张回家奔丧。由于张居正本人的倾向性态度，反对派的失败在预料之中，他们中最坚决的五个人受到了廷杖惩罚。……反对派中间受杖刑颇重的翰林院检讨赵用贤，把腿上打烂了的肉割下来风干，以作为家族的光荣传统留示后人，他与另一个受刑者翰林院编修吴中行被逐出北京时，有人分别送他们犀牛杯和玉杯，犀杯上铭刻着‘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刻心，宁辞首碎？黄流在中，为君子寿’；玉杯上则刻着‘斑斑者何？卞生泪；英英者何？蔺生气。追追琢琢，永成器’。都是对他们品行和节操的赞词，可见在一些士大夫文人眼里，他们已经是当世令人崇敬的道德表率。”

　　自命清流的赵用贤天真地要求万历皇帝遵守道德法则，结果却受到了廷杖和撤职罢官的严厉处分。但作为一个热衷于保存和传播文化的藏书家，他的功绩并不在于家中高挂一块风干的腿肉，更重要的是他让元明杂剧的精华部分通过儿子赵美琦而得以留传下来。在赵用贤于万历二十四年死后，赵琦美独力支撑了脉望馆的藏书事业达二十八年。据赵琦美手编的《脉望馆书目》，其藏书达5000种，总数达20000册。 天启四年(1624年)，赵琦美死了。他藏之于武康山中的全部书籍，便为常熟钱谦益所得。从此，赵氏藏书，转为钱氏藏书。在钱谦益《初学集》中有《刑部郎中赵君墓表》一文为证，文中说：赵琦美向钱谦益叹息，平时喜欢谈论用兵，想为朝廷所重用，可惜如今老迈力衰，没有机会了。武康山中有老屋数间，收藏了几千卷书籍，你有志于修史，我可以把这批书送给你。你史书写成给我看一下，我便终生无恨了。是年八月，赵琦美回到京城，便分几次将藏书寄放于钱家。赵琦美于天启四年正月十八日病逝于长安邸舍。

　　这是脉望馆所藏《古今杂剧》第一次传承有绪的开始。它从脉望馆移至绛云楼，可谓宝剑赠英雄，鲜花送佳人，适得其所，门当户对。当时的钱家，是常熟城里的第一等豪门大户，钱谦益又是万历三十八年的探花，权倾一时，富甲一方，自然有经济实力收购赵家的珍贵藏书。钱的绛云楼因藏有半部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而名满江南。钱氏绛云楼于清顺治四年(1650年)失火烧毁，大部分宋元秘籍都焚之于火。所幸，242种古今杂剧未遭不测，保存完好。钱死后，绛云楼的未毁之书赠给钱的侄子钱遵王，钱著有《也是园书目》记录此事。钱的藏书楼有“述古堂”、“也是园”两处。不过，这些元明杂剧本子，是否就一直深锁书楼秘藏不宣，也是令人存疑的。因为，这套装订成一百册的抄本，其中《孟母三移》一本中有董其昌的序跋四则，董其昌有一则写道：“崇祯纪元二月之望，偕友南下，舟次无眠，读此消夜，颇得卷中之味”。崇祯初年，此书早已归于钱谦益。而钱谦益当时在北京的明朝中央政府中担任礼部侍郎之职，与尚书温体仁党争十分激烈。当时已经名满江南名动京师的大画家董其昌，很可能也是钱倾心结交的对象之一。所以，百册抄本借给董思白披阅或抄写，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钱谦益有《跋董玄宰与冯开之尺牍》，文曰：“冯祭酒开之先生，得王右丞江山霁雪图，藏举快雪堂，为生平鉴赏之冠。董玄宰在史馆，诒书借阅。祭酒于三千里外缄寄，经年而后归。祭酒之孙研祥以玄宰借画手书装潢成册，而嘱余志之。神宗时，海内承平，士大夫回翔馆阁，以文章翰墨相娱乐。牙签玉轴希有难得之物，一夫怀挟提挈，负之而趋，往复四千里，如堂过庭。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呜呼！此岂独词林之嘉话、艺苑之美谭哉！祭酒殁，此卷为新安富人购去，烟云笔墨，坠落铜山钱库中三十余年。余游黄山，始赎而出之。如丰城神物，一旦出于狱底。二公有灵，当为此卷一鼓掌也。”这篇清通大度的古文，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董其昌读书赏画的热忱。为了一睹名画之丰神，愿意传书三千里之外去借阅。另外，作为主要以收藏宋刻精版为目标的钱谦益来说，当世之抄本，毕竟不能算是珍贵的文物。他完全有可能借书给董思白，让他过一过读传奇之瘾。

　　私家藏书，聚聚散散，本是常事。但重要的珍本孤本，如果流入不懂文化的俗人手中，好比嫁女嫁错了郎，等同于陷入无情的兵灾水火，的确是文化史上令人扼腕痛苦的事。《古今杂剧》总算在最初的流通中都是碰到知音。钱谦益是高山流水的知音，其后的钱曾王也是慧眼独其。钱曾王之后的名花得主，据赵苑香文中所称，是泰兴人氏季沧苇。但赵文没有说清这季沧苇是什么时代的人，是用什么办法得到这100册《古今杂剧》的。其实，这季沧苇是和钱谦益、钱曾王同时代的人，但属于晚辈。他生于1630年，死于1674年，顺治四年进士，授兰溪令，历任刑部、户部主事，官至御史，两任谏官，是有很高天赋的诗人，年龄比钱谦益小48岁。在钱谦益《有学集》卷17中，收有《季沧苇诗序》。从序中得知，钱谦益于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中秋乘船过兰江时，季沧苇慕其名，持诗集上船请教。钱在船上与季交谈，发现其极有才华，大为赞赏。这兰江，可能就是往浙江金华经兰溪的一条大河，因为当时钱谦益第二次赴金华策动马进宝反清，他四月从江南出发，一直到深秋才回到常熟红豆山庄。从时间上推断，季沧苇当时就在兰溪任县令，正好有机会结识当代大儒钱谦益了。钱的序文曰：“甲午中秋，余过兰江，沧苇明府访余舟次，谭余所辑《列朝诗集》，部居州次，累累如贯珠。人有小传，趣举其词，若所一二。余恤然心异之，砚祥告我曰：‘沧苇购得此集，翻阅再三，手自采缬，成大掌薄十帙，虽书生攻‘兔园册’，专勤无如也。视事少间，发愤读书，丹铅金矢，案牍交互。午夜伊吾，与铜签声相应。其为诗，刿心鉥肾，茹古吐今，必欲追配作者。愿就正于夫子，而未敢轻出也。’余问诸沧苇，弗应。从砚祥再索得之，信沧苇之雄于诗也。

　　今夫人之称诗者，眉目不同，兴会各异，设坛分禅，互相甲乙。远则追随秦雒，近则跳踉越楚，纵极其精神才力，横度捷出，不过灭没于二百年来名人魁士沉渊伏流之中，亦成其为今人之诗而已矣。三百篇以后, 骚雅具在。太史公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此千古论诗之祖。刘彦和盖深知之，故其论诗曰：“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词家之先。”三百篇变而为骚，骚变为汉魏古诗，根柢性情，笼挫万态，高天深渊，穷工极变，而不能出于太史公之两言。所谓两言者，好色也，怨诽也。士相媚，女相说，以至于风月婵娟，花鸟繁会，皆好色也。春女哀，秋士悲，以至于白驹刺作，角弓怨张，皆怨诽也。好色者，情之橐龠也。怨诽者，情之渊府也。好色不比于淫，怨诽不比于乱，所谓发乎情、止乎义理者也。人之情真，人交斯伪。有真好色，有真怨诽，而天下始有真诗。一字染神，万劫不朽。钟记室论十九首，谓“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太白叹吾衰不作，子美矜得失寸心，皆是物也。今不读古人之诗，不知其言志永言真正血脉，而求师于近代，如痹人之学步，如伧父之学语，其不至于罥足沓舌者，则亦鲜也。

　　沧苇之诗，意匠深，发脉厚，才情飚迅，意思霞寄，策骥足于修途，可以无所不骋，而迂辔弭节，退而欲自负于古人。世之无真诗也久矣，以沧苇之才，好学深思，精求古人之血脉，以追溯国风、小雅之指要，诗道之中兴也，吾有望焉。余观沧苇就正之雅意，知其不以面谀责我也，为申言学古之说以有合焉，且以有进焉。昔者苏子瞻兄弟既举进士，子瞻官凤翔，寄子由于长安，其诗曰：“遥知读易西窗下，车马敲门定不应。”古人荣进之初，读书尚志，其厚相期待如此。今之君子，知此意者鲜矣。余之期沧苇以有成者如此，不独以其诗也。”我们注意到，钱对季这位后生晚辈，不独独在诗歌上有期望，还希求他有更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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