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钱氏绛云楼藏书的散出，清代咸丰六年状元、常熟人翁同和在《宋刻婺州九经》跋中说：“绛云楼未火以前，其宋元精本，大半为毛子晋、钱遵王所得，毛钱两家散出，半归徐健庵、季沧苇，徐季子书，由何义门介绍归于怡府，藏之百年。”这里翁同和也提到了季沧苇。季家有钱财，江南豪门散出的大量宋版元本，都收入其家中。钱曾述古堂珍本大都也被季收购。黄丕烈在清嘉庆乙丑年为其刻印了《季沧苇藏书目》，主要是以宋元精刻的善本书为主，其中明刻钞本中有钱氏《初学集》三十卷，但并无《古今杂剧》目录。有关元代文学作品的诗文集，仅见《元曲三百种一百本钞》。据郑振铎称，此书即《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这也说明，季沧苇作为晚明至清初的江南大藏书家，其藏书的最高品味在于宋刻，元本已属中等，明钞本似乎属于下等，不屑与宋刻为伍。所以，在炫耀世人的善本书目中，明刻本钞本尚不能与之比肩，所以连细目也不载。季沧苇的藏书，后来被何煌所收。何煌之后，此书归于黄丕烈。黄氏士礼居藏书散出，此书为汪阆源所有。汪阆源之后，有的人认为即传接于赵家的旧山楼，有的人认为其中还隔有一个环节，即有可能是给北京的怡王府收藏了百年。因为，汪家藏书的散出，是在咸丰十年左右(1860)。但是，《古今杂剧》是否到了怡亲王府中，不得而知。约在同治初年，也就是这批元明戏曲本子无声无息了约百年左右，翁同和在北京偶然得到一个消息，怡亲王的后代端华，因参与了肃顺集团，受到慈禧太后赐死的处罚。于是怡府百年聚集的大量珍贵书籍，便散落于书商和琉璃厂古董铺之间。王府这批藏书太丰富了，一两个藏书家，休想一网搜罗。于是，翁同和与吴县潘文勤、山东聊城人氏杨绍和、杭州朱学勤共同分享了这批藏书。翁同和特地在他北京东单牌楼二条胡同的东院，专门辟了一间藏书房，并为此编了一本《东堂书目》，但其中无有《古今杂剧》。与翁同和同在北京做官的有一个常熟人叫赵宗建，字次侯，咸丰时官至太常寺博士，平时的主要工作便是管理皇家的图书。他的这个职务有点和赵用贤相似，但据考证他的家谱，他并不是常熟赵家的后裔，祖先是从江阴迁至常熟的，并在虞山北麓修建了“半亩园”。后来赵家又造宝慈新居，在园中最高朗处，另辟三楹楼房，为旧山楼，供藏书读书之用。园中植白皮松、红豆树、各色红梅，有“墙头沽酒台”景观引动名流公卿到访。赵次侯与翁同和是同年朋友，在北京时，两人也喜欢往琉璃厂搜寻古本秘籍。这赵次侯眼光高远，因为他是在皇家图书馆工作，所接触的都是宋元精刻抄本。几年官场，宦囊也丰，他收藏到了不少好书，其中就有南宋馆阁墨本《太宗皇帝实录》、司马光《资治通鉴》、朱子写《大学章句》以及钱谦益日记信稿和《红豆山庄杂记》等极为珍贵的手稿。赵次侯或者赵家祖先何时获得《古今杂剧》，至今也无实证，估计最迟在同治年间。因为，季家的藏书散出，其接收者是何煌。何煌之后，便是大名鼎鼎的黄丕烈。黄丕烈生于1763年，死于1825年，字绍武，号荛圃，江苏吴县人。乾隆53年举人。一生以藏书校书为业，自号“书魔”“书淫”，藏书楼便是乾嘉年间江南最著名的“百宋一廛”。他的藏书，宋本元钞，大部分来自常熟三位学者的藏书楼，即：毛晋的汲古阁、钱谦益绛云楼、钱曾述古堂。可惜，世上私人的物品，无论是玉版银经还是石函铜鼎，从来都是聚之难而散之易。像瞿氏铁琴铜剑楼五世而续的藏书谱系，实属罕见。黄丕烈的珍藏连同他花费无数精神与心血的识跋，在道光初年便全部散尽。其接收者便是苏州人汪阆源。汪阆源的父亲汪文琛在苏州城里开设益美布号，富甲一方，平时不赌不嫖，是一个廉洁的大商人，生平唯一嗜好便是附庸风雅广收图书。吴中藏书巨擘，除了黄丕烈之外，还有周锡瓒、袁廷涛，顾廷逵等家的古籍，也悉数归其所得，著有《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汪家的藏书，包括黄丕烈散出的百余册珍贵的宋刻本和《古今杂剧》在内，也不过象烟云般在艺芸书舍停留了四十余年，在咸丰十年左右，尽数散出。汪家传出的接力棒递给了谁？它又回到了常熟人的手中。据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赵宗建在光绪二十六年前编定的《旧山楼书目》，《古今杂剧》64本赫然列于书目，并旁注云：清常道人校抄补半元明刊，黄荛圃长题 。翁同和于1898年7月罢归故里，至赵宗建于1900年6月逝世，两年中两人往来密切，几乎隔三差五，就要相聚招饮一次。不是翁同和从城西往城北报慈山庄，便是赵宗建从北门老宅绕山到白鸽峰看望翁同和，有时下大雨落大雪，都无法阻挡两位七十老翁的相聚步覆，都无法分割两个老书生朴实无拘的友情，切磋书画，诗酒闲话，成了生命中黄昏时光最美的支撑。翁家与赵家的关系来自父辈。翁同和父亲翁心存青年时便在赵家做私塾老师，赵宗建受业于翁心存，而赵家又有恩于翁家。但奇怪的是，在两人两年的交往中，赵从来没有向翁同和提及有关《古今杂剧》的抄本，翁同和日记中提到数次在旧山楼赏书之事，也只是以碑帖名画为主。翁与赵都是见过宋元秘籍无数的大学问家和大藏书家，可以这样解释，明抄本的《古今杂剧》，在他们眼中，也只不过是三百年前的旧物，从版本角度来看，平平而已，好比评判美女的标准，从严掌握，也只能算是中人之姿。另外，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为什么万历四十四年时由赵琦美装订的100册《古今杂剧》，到了光绪二十六年赵宗建的《旧山楼书目》，便只有64册呢？据郑振铎分析，三百年来几次移换主人，这批本子不可能没有散失。脉望馆杂剧原来究竟有多少种，已不可知。据钱曾《也是园书目》则有三百四十种。季沧苇书目定为三百种一百册，但到了黄丕烈手里，仅存六十六册、二百六十六种，已少了七十四种。再到了汪阆源手中，又少了二十七种。所以，赵宗建的《旧山楼书目》上只列六十四本。剧本总数是二百四十二种。这便是郑振铎所最终看到的全部。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赵宗建的《旧山楼书目》，它所开列的目录，其重点在宋元善本。而这善本与非善本的界限，照缪荃孙的要求，便是有四条原则：刻于明末以前者为善本；钞本不论新旧皆为善本；批校本或有题跋者皆为善本；日本及高丽重刻中国古书，不论新旧，皆为善本。这样，《古今杂剧》便在善本之列。

　　赵家的大量珍藏散出，一是子孙争产，二是军阀破坏。据沈传甲《关于古今杂剧流传的秘闻》称：书之聚散存亡，有人巧取豪夺。约在民国初年，赵家叔侄不睦，争夺藏书。有时家人将书籍置于柴筐中，偷运到城中卖给书肆。此种丑事被一些喜欢古籍的乡绅知道了，便相约到旧山楼观察风色。常熟城里的收藏大家丁祖荫也侦知此事，便提前来到赵家，看到赵氏妇孺辈对古籍之珍贵价值毫无所知，便以低价将古今杂剧等书占为已有。据说，丁祖荫购得此书后，为掩人耳目，将此书藏在自己所乘的轿子坐柜中，带回城中，密藏于自家的缃素楼，并绝口不提所购之书的名目。他还在书上题跋，有人说他是故作烟云，曰：“初我曾见我虞赵氏旧山楼藏有此书，假归，极三昼夜之力展阅一遍，录存跋语两则。卷首尚有所谓元刊明刊杂剧曲目，又也是园藏书古今杂剧目，古名家杂剧目录，刻元人杂剧选目录，待访古今杂剧存目及汪氏录清现存目录十四纸，时促不及详录，匆匆归赵。曾题四绝句以志眼福。云烟一过，今不知流落何处矣。掷笔为之叹息不置。‘容台脉望小神仙，炳烛丹黄待漏前，点出盛明新乐府，神宗皇帝太平年。武康山下鬼声哀，也是园中历劫来。何事明珠遗百一，不随苍海月明回。未谙音律老荛翁，甲乙分题箧衍中。此是清常编定本，纵然异曲也同工。词山曲海等尘沙，散入汪黄又赵家，莫向春风笺燕子，更谁能唱后庭花。’”

　　民国甲子年(1924)，江浙齐卢军阀交战，战火所及，使常熟北门外的旧山楼赵家损失惨重。赵家所有亲属都逃离庄园，园中便成了军队的驻扎地。事后，家人回到园中，见大量古籍散落于马厩草丛间，一片狼籍，名园荒废，藏书荡然无剩。丁祖荫巧取豪夺，既是坏事，也是好事。他早早将所需善本书籍全数带到了苏州，避过了军阀战火的灾难。也就在丁祖荫带了古今杂剧这批书移居苏州之后的六年之后，他终于耐不住藏书家得宝之喜悦，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第四号上发表了上述题跋一文，将古今杂剧尚在人间的消息，若隐若现疑阵四布的透露出来。可是，在急需觅到此宝的郑振铎追问之下，丁氏极力否认有藏此书。郑振铎事后恨恨地说，丁氏所言“不知流落何处”均是英雄欺人之谈。

　　丁祖荫在1930年十一月病逝于苏州，离他发表题跋只隔了不到一个月。也许，上天要酬谢郑振铎寻找元明杂剧珍本的诚心。也许，丁氏的欲盖弥彰，只是要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显出真相。7年之后，丁氏的藏书终于浮出了水面。1937年日寇攻陷苏州时，丁家藏书被其生活困窘的后人以每本一升米的价格售出。苏州“来青阁”书商也分批收购了丁氏的部分藏书，其中便有郑氏梦中情人一般苦苦追索不得的242种、共计六十四册的古今杂剧。郑氏在上海得到讯息，冒着日本鬼子搜捕的风险，立即赶到苏州来青阁书庄，千方百计筹措资金，以九千银洋的代价，为北平图书馆收得全部此书，终于了却了将此国宝归国家所有的心愿。郑氏为收藏此书可谓情有独钟呕心沥血，他是这样评价242种《脉望馆古今杂剧钞校本》的：“这弘伟丰富的宝库的打开，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增添了许多本的名著，不仅在中国戏剧史上是一个奇迹，一个极重要的消息，一个变更了研究的种种传统观念的起点，而且在中国历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上也是一个最可惊人的整批重要资料的加入。这发见，在近五十年来，其重要，恐怕是仅次于敦煌石室与西陲的汉简的出世的。”

　　认同文化历史的延续，是文化人心目中永远飘扬的风帆。从脉望馆到旧山楼，从绛云楼到缃素楼，一代代的传人象景德传灯录中的高僧一样，以心传心，心心念念，以身为薪，心心不停。于是，文化典藏的香火，便象暗夜天幕上的繁星，永远闪烁着光芒。常熟，常熟，她远古的英名她今世的光荣，不是沙家浜，不是芦苇荡，而是她地杰人灵，她的脉望馆，她的藏书山庄。

　　(编辑：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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