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党组织积极进行了上海、南京《新华日报》的筹备工作。但是，国民党当局迟迟不予批准。

　　1946年5月13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又一次说：“南京、上海已成为反动舆论中心，谣言之盛超过重庆。故我党在京、沪均应有报纸才便作战和动员群众，否则处在围攻中，我无还手机会。现正筹备在上海出大张，南京出小张，均日报。”

　　在国民党最终不准我党在上海、南京出版报纸的严峻形势下，周恩来和中共南京局迅速采取各种措施，在京、沪等地建立我党宣传阵地。

　　(1)将《群众》由重庆迁到上海，于1946年6月3日出版，担负党的机关报的任务，宣传党的主张，影响日益扩大。

　　(2)在周恩来领导下，1946年5月在上海出版了英文《新华周刊》。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种外文刊物。这个周刊行销国外，在国际上揭露了蒋美假谈真打的阴谋，宣传了我党争取和平民主的主张。

　　(3)继续办好重庆《新华日报》，向南京、上海等地广泛发行，扩大其影响。

　　(4)在周恩来指导下，这个时期还在上海创办了《联合晚报》等报刊。

　　在关心《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报刊工作的同时，周恩来还关心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等进步出版单位的工作。

　　1938年2月的一天，周恩来在武汉第一次同邹韬奋见面。邹韬奋是生活书店的负责人，又是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周恩来对他说：“救国会的抗日主张和我们是一致的，爱国七君子的风节我是很佩服的。”周恩来向他分析抗战的形势和任务后指出：“现在我们一起奋斗，以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将来，我们还要共同努力，以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临别时，周恩来紧紧握住他的手说：“请你们记住，爱国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有什么要求，请随时提出来，我们共产党一定会尽可能地帮助解决。”后来邹韬奋不止一次地对人说：“周恩来先生的确是我的良师益友”。

　　此后，在武汉和重庆等地，周恩来同邹韬奋以及三家书店负责人建立了经常联系。他多次到生活书店作形势报告，多次同邹韬奋及三家书店负责人谈话，从政治上和工作上给予指导。在他们几次遭到国民党的迫害时，周恩来立即同国民党进行严正交涉，同时约邹韬奋和三家书店负责人商量对策，帮助他们战胜艰险。

　　1940年夏，周恩来在《抗战时期文化工作的方针》的讲话中说，我们要打破难关，“使生活书店的旗帜能在全国受到欢迎，在抗战中成为有力量的军队”。在这里，他充分肯定了进步出版工作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三家书店一直在国统区坚持出版阵地，继续出版进步书刊，向广大群众传播革命真理和有益知识。同时抽出一部分力量，转移到延安、华北和华东等根据地开办书店，为根据地的出版事业作出了贡献。

　　抗战胜利后，根据党的指示，在重庆的三家书店立即返回上海开展出版业务，迎接新的任务。不久，这三家书店合并为三联书店。1947年3月，由于形势恶化，三店部分人员从上海搬到香港。

　　为了更好发挥三联书店的作用，周恩来于1948年6月6日，致电章汉夫转告三联书店负责人：(一)“即将三联工作人员及编辑人员主力逐渐转来解放区”；(二)“业务以出版通俗读物为主”；(三)“有计划编印或选印几套丛书”；(四)为联系读者，在转移时应“保留一部分可能留下的活动力量”，“有时可改换门面以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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