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祭祀活动中的权变精神

　　子产对祭祀的实践和原理都很熟悉，但他不是简单地赞同或反对祭祀，而是从实际出发，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角度出发，合理地运用祭祀活动。

　　公元前526年，郑国遭遇旱灾，子产命令屠击、祝款、竖三位大夫到桑山去祭祀求雨。这三位官僚都是废物，把桑山的树木全部砍光来求雨，结果自然是没成功。子产把三位大夫臭骂一顿：“祭祀山神，是要保护树木，尤其是求雨，更要防止水土流失，你们几个混帐，连祭祀的基本原则都不懂，全部撤职查办。”

　　两年后的五月，郑国发生火灾。喜欢卖弄巫术的裨灶说：“不听我的话，将来还要发生火灾。”

　　原来，在一年前，裨灶就向子产请求配备玉制的祭祀设备，由自己主持祭祀，以避免火灾，结果子产没理会他。现在火灾来了，裨灶觉得自己的预言应验了，骨头顿时轻了几两，又向子产提出要求，这回因为遭过灾，国人对他的支持率暴涨了若干个百分点，但子产还是

　　不理会。有人觉得子产是舍不得那些宝贝。子产说：

　　“裨灶这种人，无非是喜欢预言，说得多了，当然偶尔也会准个一两次。他懂什么天道！”

　　最终果然没再次发生火灾。过了两个月后，子产根据原则，祭祀社神、四方神，以求消灾。可见，子产并不是反对祭祀，他只是依照一定的原则安排祭祀活动，从不为了收买民心而随便搞一些面子工程。

　　(五)团结广大神学工作者，掀起全国“比学赶超”的祭祀热潮

　　子产开口闭口骂裨灶，骂归骂，还是拿他当心腹使唤。在火灾发生的九年前，裨灶已经在子产身边出谋划策了，而且其间还有几次说得子产频频点头。如果子产不是如此热衷宗教活动，哪有裨灶的饭吃？在子产的带动下，一大批政府官员对宗教活动非常熟悉。发生大火那年，在子产的周密部署下，各级官员团结一心，努力奋斗，勤勤恳恳，整理祭坛，祭祀水神、火神；迁移大龟、宗庙神主，将损失降低到了最小的程度。《左传》的作者曾高度评价子产的这次救灾行动，并且感慨地说：

　　“陈不救火，许不吊灾，君子是以知陈、许之先亡也。”

　　就是说在灾害发生时，政府的行为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好坏。

　　由于子产对祭祀原则的灵活使用，国民也深受感召，多次在发生异常情况时向子产请愿，要求举行祭祀活动。有一年，郑国发大水，有龙在城门外的湖里争斗，国人请求子产举行禳灾祈福的祭祀，子产说：

　　“有这个必要吗？我们人类打仗的时候，龙也不关心；现在龙自己打架，你们操什么闲心？况且龙本来就居住在水里，你们怎么能赶得走它们呢？我们对龙没什么要求，龙对我们也没什么要求。”

　　最终也没什么事儿发生。

　　虽然子产没有创立成熟的宗教，也没有留下什么鸿篇巨著，但他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对宗教学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在整个先秦时期是无人可比的。说他是先秦最伟大的宗教学家，一点也不过分。

　　比起商朝和西周时期来，春秋社会的宗教观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出现了对天命的怀疑和批判。但是这种进步是渐进的，而不是飞跃的。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社会思潮的演变，呈现出的应该是绵延的流动性。简单地将思潮的变化依附于政治制度的刚性变化，这是极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如果看不到子产主持的大量宗教活动，就因为他说了句“天道远，人道迩”，于是把他定性为、而且仅仅定性为反迷信的斗士，未免有点草率了吧。

　　（编辑：独孤）

　　本文节选自《中国神仙排行榜》一书，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