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一篇社论

　　父亲不喝酒、不吸烟，甚至也不喝茶。几十年来一直是干报馆工作，无论是当编辑主任，还是当总编辑，都是熬夜的活，有时为了等新闻，回到家已是凌晨三四点。每晚工作后，虽精力疲乏，饥肠辘辘，也从不在外吃夜宵，也不让母亲为他准备夜餐，回到家只要几块饼干和一杯白水，就已经很满足了。

　　每天一篇社评，这是《大公报》的老规矩，早在张季鸾先生去世(注：张先生1941年9月6日去世)前，父亲就已担起这付重担。

　　我们家始终是跟着《大公报》颠沛流离，天津、上海、汉口、重庆、又回上海……1938年秋，武汉大撤退，《大公报》也从汉口撤往重庆。父亲率《大公报》汉口版全馆人员乘江华轮溯江而上。我们在重庆的第一个家是在白象街。1939年5月两次大轰炸，《大公报》亦遭其难，我们家被震倒一半，父亲是从来不跟我们家里人一起躲警报。1940年，“6·28重庆防空壕大惨案”，父亲就在洞中。据他说，敌机突袭时，当时有的人要进，有的人要出，把洞口堵住了，闷死不少人，只见许多人赤身裸体往洞口挤，他是得到一位难友给了两粒人丹和一小块八卦丹含在嘴里，才得幸免。

　　有一阵子，《大公报》干脆搬到防空洞里出版发行，父亲和他的同仁们，就是这样跟日本鬼子对着干，写出多少坚决抗战好文章啊。正像父亲所言：“本报同人，几枝秃笔，一张烂纸，颠沛流离，从事言论工作，以绵薄之力贡献于抗战。”

　　变化“三部曲”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的变化相当大。我们兄弟姐妹都有共同的感受，我大哥甚至说他好像判若两人。尽管这种变化有个过程，但变化的速度是相当快的。我把这种变化过程归纳为三部曲：短期的兴奋，长期的犹豫，最后的痛苦。

　　父亲是得到毛泽东口头请柬，最后下定决心北上，到解放区里来的。他北上的目的很清楚，初衷不改，不想为官，文章报国，为《大公报》事业继续奋斗。开国大典，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颇为兴奋，祈祝祖国的新生。

　　与此同时，一件件使他难以理解的事发生了，喜庆逐渐变为懊丧。当他还未踏上解放区土地，就得知天津《大公报》在自我大批判基础上，易名为《进步日报》。他甚至不敢想，这是违背承诺。之后重庆《大公报》改为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他想都来不及，只顾得上庆幸上海《大公报》没有更名。

　　父亲说：“不仅是大的政治运动，就是经常性的政治学习，也不会放过对《大公报》的批判，并不断启发我进行‘自我批评’”。母亲对我说：“这些个年月，你爸是经常带着个铁青的脸回家。不用问，又挨批了。”

　　1952年，父亲应召晋京谒见毛泽东。毛主席指示上海《大公报》北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仍叫《大公报》，先在天津出版，待北京馆建成后迁京出版。毛泽东还风趣地说：“王大公，恭喜你恢复失地了啊。”父亲确实受到极大的鼓舞，他鼓起余勇，力图重振《大公报》昔日的雄风。不久，他还是明白了，时代不同了，“文人论政”已成为昔日的黄花，今日的喉舌已不需要他那样的人了。热情凉了，人也变老实了。

　　1957年，父亲由于得到毛泽东保护，没有划为右派，涉险过关。反右后不久，上面就正式通知他，仍担任《大公报》社社长，实际上不必过问《大公报》的具体业务，专心从事“学术研究”。自此，他放下了作为报人的笔，惨淡的心情，隐隐的痛疼，无以言状。

　　不知出于何意，上面决定把《大公报》的历史写出来，执笔人“非王芸生不可，”父亲仍执意推托。当周恩来第三次为此事找他，并告知这也是毛主席的意思，他就再也不敢违抗了。他荟集了解放后对《大公报》人和事批判的大成，也达到了批判《大公报》和他自己所上纲的高度，完成了他有生以来最大的违心之作。

　　不知是否算变化，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的无论是恋爱婚姻、升学、工作都不参与意见，采取大撒手的态度，并以此态度奉劝母亲。他对母亲说：“他们都有组织，我们不要操心。”他说的还真有道理，因为我们之中好几个婚姻恋爱对象都要经过政审后由组织批准。但有例外，1955年我高中毕业时打算考文史类大学。当他知道后，他很生气，表示坚决反对，说我太不懂事，最后我还是听了他的话。两年后，当我听说高中同班同学读文史类的，全部都划为右派时，我才领悟父亲的好意。

　　父亲还有个变化，那就是帮母亲干家务，他知道自己不会烧饭做菜，但他主动承担“采购”任务。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冬，每天一清早他就拿着锅去打豆浆买火烧。排队买菜、购肉、取奶都成了他的活。每次采购完，总是那么高兴。

　　记得那时有次我探亲回家，父亲每月有半斤“特供”小笼包子票，可到政协餐厅去吃。我一到家，父母亲就催促我去吃，他们说，好容易攒给我的，不要过期了。那日，父亲陪我去吃，两小笼的小包子一上来，父亲就催促我吃。我一下子两笼都吃光了，竟然忘掉坐在对面的父亲一口未动。这时我才抬起头来，双眼望着父亲说：“爸，你怎么没吃？”他连忙说：“我有得吃，你吃，你吃。”这桩事已过去近四十年了，如今落笔写下来，鼻子仍感到酸酸的，愧疚之情油然而生。

　　文化大革命对父亲的冲击不小。他在永安路《大公报》门口扫地，趴在地上拔草。我感到：他老了，身体不行了。朦胧中，“风烛残年”四个字，在我脑海里飘过。

　　母亲说，父亲一生中有两个大喜的日子。一是日本投降；二是打倒“四人帮”。打倒“四人帮”。他兴奋极了，彻夜难眠，好像又焕发了青春。无论怎样相劝，他还是参加了庆祝游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那忧国忧民爱国爱民赤子之情，始终没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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