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还要说明一下，莫艾同志对待组织审查，态度是诚恳的，认真的。不予处分的结论也包含这个因素，虽然结论的文字没有这方面的表述。当中央工作组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后，莫艾就把自己在《光明日报》三年的工作记录、电话记录、来往信件和《永》文几次审稿大样等毫无保留地上交工作组。莫艾说这次教训“将永远镂刻在自己的骸骨上”，要求党
严厉处分自己，并希望党组织把他“作一只麻雀，进行具体解剖，看看像他这样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是怎样滑到泥潭的﹖”“五脏肝胆，任党检查”，态度诚恳。在被审查期间，莫艾共写出160多份交代检查材料，还写出6000字的《三年错误总检查》，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几个方面，深挖自己错误的根源。
对莫艾审查结论做出后，关于《永》文是“反革命夺权信号”提法问题自然也不再存在了。
粉碎“四人帮”初期，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有关文件以及报刊文章上都曾讲过《永》文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信号。此后许多年报刊杂志谈到这篇文章时，也多沿袭上述说法，更有冠以“反革命动员令”、“反革命宣言书”、“反革命信号弹”的，个别的则直接说成是姚文元的杰作。但是，经过审查，既然否定了《永》文是“四人帮”授意发表的问题，既然查清了莫艾同姚文元没有阴谋关系，这样，所谓“反革命夺权信号”一类提法，似乎已不合适。事实上，近十年来有些比较权威的书刊已经不这样提了。比如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和2001年6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在叙述粉碎“四人帮”过程时，都没有提到《永》文，更没有说它是“反革命夺权信号”一类的话。
莫艾于1983年离休，由于他工作勤奋，思想作风正派，报社职工都很尊重他。近几年他身体多病，长期住医院。鉴于莫艾同志抗日战争时期报道了边区劳动模范吴满有，对推动边区大生产运动起了很大作用，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表扬；建国以后，他担任了几个省市的新华分社社长，对党的新闻工作兢兢业业恪尽职守。1992年《光明日报》编委会报请国务院批准，授予他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表彰他在全部新闻生涯中所作的贡献。这说明，组织上和同志们对他是实事求是的，并没有因为他在《光明日报》工作时期宣传报道上所犯的错误而影响对他全部新闻工作历史的评价。
孙关龙，当年是报社领导班子中最年轻的一位同志。他在“文革”前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央组织部，“文革”中下放工厂锻炼，1974年调到光明日报社，1976年3月升任报社领导小组成员。在审查《永》文发表过程时，孙被隔离审查。查清问题后，报社对他未予处分，继续让他在《光明日报》做一段时间的编辑工作。经本人要求，调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后来成为一名有成就的专家。
范达人，粉碎“四人帮”后，被隔离审查二年，受到党内警告处分。1979年后仍在北大继续任教和从事比较史学研究，1989年去美国，1999年在香港出版《“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一书。
（编辑：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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