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景林

　　1964年夏季，我调到解放军报社，在福州军区记者组当记者。1966年8月，接到报社命令：驻福州军区的全部记者立即返回北京。我们到了北京才知道，其他驻各军区的记者也都回来了。解放军报社代总编胡痴向我们传达了任务。他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由军报创办一份内部刊物，定名为《快报》，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文化大革命’

的动态，发行量虽然只有十几份，但必须认真地做好这一工作，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快报》由胡痴挂帅，记者处副处长宋琼主持日常工作。我和其他记者以中央文革联络员的身份，到各处收集情况并上报。《快报》多次受到毛主席的表扬，越办越红火，直到把《快报》编辑部的办公地点搬到钓鱼台，与中央文革办事组一起办公。

　　我的任务是了解首都58所大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受领任务后，我就经常到北大、清华、北医、北外、石油、钢铁、林院、地院、人大、科技等高校去，看大字报同时了解各派群众组织的活动情况。

　　当时，北大的聂元梓和北师大的谭厚兰、清华的蒯大富、北航的韩爱晶、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等大学生“造反派”的头头已浮出水面。他们知道我的身份后，就经常向我汇报情况，传送材料。以后，各校和首都红卫兵组织又联合成立了四个红卫兵“司令部”。我又负责这四个“司令部”的联络工作。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这四个“司令部”被安排在天安门后面、过去大臣们上朝前在此等候的朝房里。上级也给我在这里安排了一个房间，安了一部电话，还配了一辆挂有“辰3”牌子的轿车。因为中央领导人乘坐的车都是“辰3”的牌子，所以，有了这辆车我出入人民大会堂、中南海和钓鱼台国宾馆，也就十分方便了。

　　首都红卫兵四个“司令部”成立后，周总理指示：军委驻京单位和北京市委要支持红卫兵“司令部”的工作，并决定在三座门开会研究，同时叫我参加。三座门临近北海公园，是中央军委办公厅所在地。我乘车前往，一进大办公室，就见军委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北京市委书记雍文涛等人已在座，二十多米长的会议桌旁还坐着有关各方的领导。坐在桌东头的杨代总长，指定我坐在桌西头。会议开始前，杨代总长又走了过来，想跟我说话。我赶忙站了起来——这么赫赫有名的将军，而我只是个普通的记者，要不是有特殊使命，哪会如此。他对我说：“会议开始吧，有什么指示？”我谦和地说：“我是来听会的。”会议开始后，军地各方都提出了一些支持红卫兵活动的措施。最后杨代总长表态：大力支持红卫兵的活动，要钱出钱，要物给物，请领导放心，一定办好此事。最后，杨代总长又过来征求意见。我说：回去向总理汇报！

　　一天深夜，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在王府井大街内的帅府园中学，有十几名老师被关了起来，天亮前要被处死，叫我马上前去解救。我立即乘车赶到了学校。一下车，就看见两个红卫兵站在校门口，他们手持用圆钢打成的长把弯刀，不住地往水泥地上戳打，发出“铛铛”的响声，在这动乱的深夜，显得特别刺耳。但他们一见这特有车牌的车停在门前，立即停止了戳打，并陪我进了学校。一个戴着红袖章的女红卫兵头头问我：“有什么事吗？”我问：“你们把老师都关押起来了？”她说：“他们都是走资派、牛鬼蛇神！”她带我到一个教室内一看：十几名不同年龄的男女老师，已被折磨得狼狈不堪了。我当即对这个红卫兵头头说：“我奉周总理的指示，要求你们立即将这些老师放走。”这个头头看了看我，就对老师们说：“你们都回家吧！”老师们一阵惊喜，急忙逃出学校。我再次对这头头说：要从灵魂上闹革命，再不许伤害人！她点头答应后，我才离去。

　　又一天下午，传来周总理的指示，叫我随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和北京市委书记雍文涛，去处理东安市场红卫兵杀人事件。当时，红卫兵杀人的事时有发生。就在东安市场附近的一个小学，有个女孩要加入红小兵。红小兵组织的头头说她革命不坚决，她听后，找了一把尖刀，来到被关的老师屋内，上前就将一个老师捅死，回来说：我这么坚决，可以当红小兵了吧！

　　吴德和雍文涛虽是中央刚任命不久的北京新领导，但因当时社会已处于极端的无政府状态，领导说话都不大管用，所以总理才叫我参加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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