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在讲话时，不时有秘书请他接电话，周总理就从座位上走到后面的电话室，边走边讲。接完电话，刚一出门又接着讲——周总理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利用。总理要求大家要注意革命的质量和效果，不要光喊口号搞形式，他指着桌上的暖水瓶说：这个水壶，都改叫“东方红牌”，但不保温，有什么用呢？他希望大家联合起来闹革命，不要分“保守派”、“造反派”。这时有的红卫兵站起来说：“总理，你不要和稀泥！”周总理郑重地说：“我就是和稀泥，我是八级泥瓦匠，专门和稀泥，但我和的是革命稀泥！”说得不少红卫兵都笑了起来。

　　周总理就这样一边用电话处理公务，一边给红卫兵讲道理，整个会见进行了4个多小时，直到深夜，有的红卫兵还提出问题要求总理再讲讲。周总理用沙哑的嗓子说：“如果一天能有25个小时，我就再讲下去！”秘书解释说：“总理在人大会堂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参加。”总理讲完后，接着乘车赶往人民大会堂。

　　另一次接见红卫兵代表是在中南海小礼堂。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处理国际关系上内外有别。“文革”期间中日友好往来照旧。所以总理就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日友好协会秘书长廖承志，去安排中日友好活动。而红卫兵冲击了这次活动。总理不得不召集红卫兵代表做劝说工作。江青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当红卫兵代表谈到反对这次活动，周和廖劝阻时，坐在主席台上的江青却声嘶力竭地举手高呼：“打倒周荣鑫！打倒廖承志！”坐在主席台下的我，浑身一震，心想：周荣鑫是总理的秘书长，“打狗还要看主人”，怎能当面就敢把总理的秘书长打倒！江青这么一喊，接着就有几个红卫兵冲上主席台，把周和廖给揪走了。此时的总理，气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说不出话来。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1967年8月，解放军报社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反复辟，反保守，誓将革命进行到底——剥开假革命、反革命赵易亚的画皮》。这张大字报彻底改变了军报面貌。在江青的操纵下，第二天，北京大街上就出现了声讨刘志坚的大字报。刘志坚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不久全军“文革”办公室也被查封，经毛主席批准，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由徐向前任组长，江青任顾问。因为造反派实际上掌握了军报的大权，因而结束了我的“特殊任务”，我和一大批同志遭到诬陷和迫害，并被调出报社。

　　“文革”结束后，解放军报社为我们平了反，报社党委的决定中这样写道：他们是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干扰下，被错误调出报社的。一切强加给他们的诬蔑不实之词均予推倒，彻底为他们恢复名誉。

　　执行“特殊任务”的那段不平凡经历，使我受益终身，特别是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的那段历练，让我变得豁达、坚强。

　　(编辑：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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