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年之恋

　　许广平不是在上海出生的女人，但是她的秉性里却似乎流淌着上海女人的血液，她的感情犹如上海女人的生活一样充满了神奇和不可思议。她和鲁迅不是在上海才认识的，他们曾经是师生。在那个年代她们之间的这种感情是遭到非议的，但是他们的这段忘年恋情却是上海这个当时的烟花之地所最熟悉的。因此，她的这段浪漫的感情故事也应该算是她上海情缘的一部分吧。

　　许广平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于1922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她对这所学校很满意。当时的校长是许寿裳，由于许寿裳和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是同乡又是知交，因而女高师和北大关系十分密切：许多北大教师到女高师兼课，所发讲义也和北大一样，北大每有学术讲演也允许女高师学生参加听讲。在许广平就读的国文系，北大教师前来兼课的就有马裕藻、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等。

　　许广平是在1923年二年级时，才开始学鲁迅讲授的中国小说史略这门课的。

　　开学第一天，对于这位写小说的赫赫有名的新先生，学生们都怀着“研究”的好奇心。上课的钟声还没收住余音，同学们还没坐定，在嘈杂声中突然一个黑影一闪，个子不高的新先生已走上了讲台。坐在第一排的许广平，首先注意到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地竖立着，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她一向以为这成语有点夸大，看到这头发，也就恍然大悟了。先生那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成了同样的颜色。肘弯上、裤子上、夹袍内外的许多补丁，闪耀着异样的光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上也满是补丁。

　　讲台短，黑板长，他讲课写字时常从讲台跳上跳下，那些补丁就一闪一闪，像黑夜中的满天星斗，熠熠耀眼，小姐们哗笑了：“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然而，当他以浓重的浙江绍兴口音的“蓝青官话”开始讲课以后，全教室却肃静无声了。从不知道的知识，经他娓娓道来，把大家紧紧地吸引住了。他常常在讲义外，讲一些例子，而在关键之处，他又喜欢幽默地画龙点睛似的一点，引发全教室一片笑声。正听得入神，下课的钟声响了。同学们都感到这一堂课特别短。还来不及包围着请教，他人已不见了，像刚才的一闪而进那样又一闪而去了。“许久许久，同学们醒过来了，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着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暖气。不约而同地大家吐一口气回转过来了。”多少年后，许广平对于那第一堂课依然记忆犹新。

　　后来，学生们逐渐察觉他并不“怪僻可怕”，才消除畏惧，不仅敢于和他亲近，还敢于对他“淘气”，乃至“放肆”。

　　许广平就是敢于淘气和放肆的一个。她坐在第一排，好提问题，有时竟打断先生的话。但鲁迅认为她聪明，肯动脑子，有才气，对她颇有好感。

　　听了鲁迅一年多的课，1925年3月，许广平很想给平时严肃而又亲切、熟悉而又毕竟陌生的鲁迅先生写信。学校里有些动荡，加上再有一年她要毕业了，有一些问题和苦闷，希望能得到老师的指点。这事她与同学林卓凤说了，林君为她壮胆，很赞成她写。

　　这第一封信她终于在3月11日写成。她用蘸水钢笔、黑色墨水、直行书写，认真地誊抄一遍，并郑重其事地设法在当天送到了鲁迅手里。她在信的开头这样写道：“现在执笔写信给你的，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盼着希有的，每星期三十多点钟中一点钟小说史听课的，是当你授课时坐在头一排的坐位，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在听讲时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他有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话，这时许是按抑不住了罢，所以向先生陈诉。”

　　信送出后，许广平很有点忐忑不安。26岁的她，平时晚上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而这夜她却辗转反侧。对于学校中的种种现象，她认为是教育的失败，是青年的倒退。她“希望先生收录他作个无时地界限的指南诱导的！先生，你可允许他？”对于这些责问和要求，先生或许不会恼怒，但他很忙，他会允许收下这么一个“无时地界限”的随时加以诱导的学生么？她还认为，“苦闷之果是最难尝的”，不像嚼苦果、饮苦茶还有一点回味。信中她竟提出：“先生，有什么法子在苦药中加点糖分？有糖分是否即绝对不苦？”对这样的问题，先生是否会一笑了之，不予回答……不意3月13日一早，许广平收到了鲁迅的复信。展开信笺，“广平兄”三字赫然在目。这个近乎玩笑的称谓使她绷紧的心弦一下就松弛了。鲁迅的信写得很长，谈了学风，谈了女师大校中的事，又着重谈了他的处世方法。关于“加糖”的问题，鲁迅也写到了：“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那里，只好交白卷了。”先生写得这么平易近人，使她的忐忑不安顿消。

　　一看信末所署日期，和她发信是同一天——鲁迅是接到信后就连夜写这封长信的。她深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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