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结束后，大约在12月15日前后，上海市委副书记向我传达：罗瑞卿犯了严重错误，反对林彪、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中央已批准他辞去军队一切职务，深刻检讨，接受批判。这不仅对罗瑞卿是一次突发事件，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也是一次突发事件。根据我多年的了解，毛泽东与罗瑞卿的关系是深厚的、密切的，毛对罗应该是非常信任的。毛泽东从红军时代开始，亲手培养提拔罗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罗有成绩，毛泽东就加以肯定和表扬。罗有缺点，毛泽东当面给予批评教育。听到别人对罗有意见，毛泽东就给罗打招呼，让罗加以注意。毛泽东对罗瑞卿可以说是信任有加，爱护备至。林彪与罗瑞卿的关系，从红一军团到抗大就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两人、两家往来也是密切的。罗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绝对不会反对林彪、反对毛泽东的军事路线的。这样大的事情，事先毛泽东不同政治局常委商量，如此急促地背着罗瑞卿大搞突然袭击，一定是到了非“挥泪斩马谡”不可的地步。如果是这样，问题就大了，罗的问题就不仅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可能还会发展下去，甚至会株连不少与他有过联系的人。我在公安部当过罗十年政治秘书，同罗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这次会不会连累到我？即使我已经离开六年，恐怕还是难以幸免的吧？我为自己的前景设想了多种可能：最好的可能是到西北局当我的办公厅主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埋头工作和读书。再一种可能是把我挂起来，西北局不敢要我，只有回青海停职闲居。最坏的可能是把我打入罗的圈子里受审查，被隔离，如果被这个阴影笼罩，我的一切正常生活都将受到破坏。

　　此时已近年关，是在上海过年还是回北京过年？我知道公安部肯定会受到“上海会议”的冲击。罗瑞卿离开公安部已经六年了，他的问题又主要出在军队，照常理公安部不会有过分的反应。但是党内斗争的经历使我预感到公安部会要同罗瑞卿“划清界限”，以至清除他在公安部工作十年留下的“影响”。这样就必然会牵连到我的头上。我还是应该回去看看，同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同全家老小在风暴前夕一起过个年，也许是最后一个团聚年。我就是怀着忐忑不安、充满忧虑的心情离开上海回到北京家里的。

　　山雨欲来风满楼

　　离开上海前，胡耀邦同志从北京到上海治病，我向他谈了心中的忧虑。胡宽慰我说：罗在军队职务虽免，但还保留副总理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以罗同毛主席的关系，事态不会坏到哪里去的。可是一到北京，我就感觉到空气显得异乎寻常地紧张和神秘。

　　所有熟悉的同志，过去一听说我回来，就会赶来看望，这次一个人都不来了。熟人遇见了，也都尽量躲避。面对面无法躲避时，竟然两眼瞪着，满脸憋得通红，有话不能说。有一位熟识的同志是无锡人，见我时笑了笑，我请她到家里吃她喜欢的面筋烧肉，她答应了。第二天，却又告诉我说她不能来了。过去回家，电话不断，这次也无人来电话了。家中显得极为冷清，我也不出门，在家中陪我老父亲拉拉家常。我父亲王肖山是孙中山的老同盟会会员，一直赞成和支持共产党，是一位为民主和进步而斗争的教育家，他担任新中国教育部参事多年，是懂得政治的老人。我却无法向他说清楚当前发生的事，因为我自己也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只是觉得遇到了一股特大的寒流，把一切都冻结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冻结了，人和周围的联系也冻结了。太阳不再温暖，照在身上也是冷冰冰的。我所生活的这艘巨轮好像碰上了冰山，正在渐渐地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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