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罗的秘书郭树元打电话，说去看他们，他连忙说你千万别来，我也不便来你家。我们只能像做地下工作那样约好在什刹海碰头。我到约定地点，见他推着自行车过来，他对别人托词说是出来治牙。郭树元同我边散步边谈话。他告诉我，罗在云南考察边防，接到通知到上海开会，开什么会不知道，在飞机上罗像往常一样看文件，处理公务。下了飞机，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来接，路上一句话也不说，罗很诧异，问陈丕显开什么会，陈只回答说到了住处，周总理、邓小平会同你谈。果然，一进门，周、邓在楼下会客室等他，同罗谈了“上海会议”的情况。罗在突然袭击面前极度震惊，接受不了，要求面见毛主席。周恩来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还批评罗太天真了。秘书们一到住处，按惯例要接通多种电话，这次被告知，所有电话已被切断。罗的夫人郝治平由邓小平夫人卓琳陪同上楼，两人抱头大哭。“上海会议”结束，罗就随周恩来回到北京。与外界联系也切断了，只有与彭真还能通电话。罗整天在家中，沉默不语，考虑怎样写检讨。郝治平也是闷声不响。郭树元是公安部研究室培养出来的优秀干部，是我介绍他入了党。如今他满脸疑惑地说：我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该怎么办？翻了几遍《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还是百思不得其解。他劝我还是早些离开北京这块是非之地为好。

　　我的妻子史洛明，当时是公安部政治部干部训练部副部长，历来列席公安部党组会。她告诉我最近党组开会不叫她参加了，换了同她一起工作的另一位同志出席。这位同志开会回来，什么也不跟她说。她也觉得气候骤变，但还是每天去上班。

　　春节来了。除夕之夜，中南海怀仁堂有晚会。政治部主任尹肇之(真是一位好同志)给史洛明两张票，让她陪我去看戏，舒舒心。当我们跨进怀仁堂大门，正巧遇见了公安部一位平时很熟悉的副部长也带着孩子来看戏，见到我们，他的表情一反常态，冷若冰霜。在会场上还看到了罗瑞卿的几个孩子，我同他们招手示意。这场晚会是空军文工团排演的，表现抗美斗争的戏，当时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周恩来看戏，我的座位恰好离周很近。会后第二天，洛明下班回来说，公安部那位副部长很生气，责问是谁给王仲方送票，还同周总理离得很近。我知道在公安部宿舍大院不能久呆了。正在这个时候，史洛明突然接到通知，要她立即去沈阳出差。我明白，公安部是要赶我走了。于是我们全家团聚，吃了一顿“最后的晚餐”。第二天，告别了老父亲，同洛明一起上火车站，她去沈阳，我去西安。北京正遇沙尘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我就是在这样的自然气候与政治气候都十分恶劣的情况下，凄凉地离开了北京。

  　本文节选自《炼狱》一书，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编辑：独孤)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