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就最认我这个老师！”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直逼大西南。

　　面对飞速变化的时局，汪云松一时有些举棋不定：尽管自己曾帮助过朱德、邓小平、陈毅等共产党人，可也曾听人说共产党人六亲不认，是不讲人情的。况且，这二三十年来，自己与国民党的军政要人来往密切，担任过国民党市政府的几届顾问，又是重庆名噪一时的大资本家，尽管没干过什么坏事，但眼下与国民党水火不容的共产党能放过自己吗？然而，要跑能跑到什么地方去呢？跑到成都，解放军照样会追过来；跑到台湾，自己已是耄耋之年，国民党也不会给什么关照的；跑到香港，自己在那里没一点根基，又能干什么呢？那段时间，他真有点如坐针毡，便私下里找到一些与共产党有所接触的亲友，其中也有自己的外侄孙、思想一向进步的杨钟岫，从侧面探听共产党的政策。

　　杨钟岫老人给笔者讲了当时的情景。那天，汪云松讲了自己的种种担忧之后，当了多年记者的杨钟岫安慰他说：“舅公，我看你不必那么紧张。邓小平既然是你的学生，到时你完全可以向他说明自己的情况嘛！据我所知，共产党是把民族资本家当作团结对象的，对于没有血债的士绅，是讲联合的……”

　　听了杨钟岫等人的安慰，汪云松放心了一些。可是，11月30日，解放军要进城了，重庆地下党组织了城内一些开明绅士到南岸海棠溪去欢迎解放军，却没有邀请汪云松(或许是考虑他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汪云松心里又产生了一些疑虑。12月8日，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率机关进入重庆城。那几天，汪云松天天把杨钟岫叫到家里，了解市面上的情况，询问共产党的政策。杨钟岫见状，总是竭力安慰，并借适当的机会将汪云松的情况向重庆市军管会人事处长田伯平和新华社西南分社副社长邵子南作了反映。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汪云松在绣壁街的住所前突然来了三名着解放军军装的人，向人打听汪云松先生是不是住在这里。汪云松在屋里听到了，想起近几天城里正在抓反动分子，不知是凶是吉，忙叫大儿子汪曰贤出去应付。见到解放军，汪曰贤谎称父亲有事外出了。等那三人一走，汪云松立即出门赶到杨钟岫家，讲了刚才的事，疑虑重重地说：“他们来找我，不知是什么意思？”杨钟岫问：“他们的态度怎么样？”汪云松说：“听曰贤讲，他们态度还是很和蔼的，并说过两天还要来，叫我一定在家等着。”杨钟岫肯定地说：“如果是来抓人，肯定不会这样的态度。依我看，也许找你是好事。下次他们再来，你无论如何也要亲自接待。”

　　过了一天，这几个人果然又来了，并带来了一辆军用吉普车。见到汪云松，他们说是邓小平政委特意安排来请他去的。于是，汪云松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跟着他们上了车。到了邓小平的住地，邓小平一见到他，格外亲热，久久拉着汪云松的手问长问短，汪云松的一颗心怦然落地。邓小平夫妇请汪云松吃饭，吃的是大食堂里的大馒头，但菜却加了鱼肉。席间，这对分别近30年的师生坐在一起，谈笑风生，各自讲起了这30来年的经历。此时虽是冬日，但师生间的谈笑，却使屋子里荡漾着不尽的暖意。饭后，邓小平又派车将老师送回了家中。一到家，汪云松笑眉舒展，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给许多亲友讲了与邓小平会面的经过后，他感慨万分地说：“谁说共产党不讲人情？我现在才晓得，共产党确是最讲人情不忘故旧的，小平就最认我这个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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