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鼎臣

　　1937年9月19日的沪宁保卫战中，由于日军的96式战斗机性能优越于我们当时使用的霍克Ⅲ战斗机，战斗中，我的飞机中弹十多处，一粒达姆弹击穿飞机的玻璃风挡后炸成无数只芝麻大的碎片穿进我的右小腿内，忍着剧疼，我驾驶着受伤的战机好不容易才降落到扬州机场。紧接着就被紧急送到扬州医院进行手术。

　　当时我们空军的情况并不好，军事力量上敌优我劣，尽管中国空军已连续击落日机60多架，但我们损失更大，由于没有技术力量制造也购买不到飞机，国民党军方只能“拆东墙补西墙”临时组装一些飞机，根本压制不住敌机的强大攻势。照这样下去，中国空军将全军覆没。

　　就在我为下一步如何空战焦急万分的时候，接到了我所在的空军四大队发来的电报，让我在伤好之后赶到兰州接收苏联援助的新型飞机。要知道，能驾驶战机重返蓝天战斗，那是一件多么让人振奋的事情啊！当时别提我有多么激动了。顾不得腿伤还没有痊愈，我坚持要求出院，当天奔赴兰州。

　　这里有必要提及《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由于空军损失殆尽，国民党政府开始寻求外援，当时太平洋战争还未爆发，美国无心介入，蒋介石只好把目光投向苏联，经过一番磋商，于1937年8月21日签订条约，苏联不但为中国输送了飞机，还派来了志愿航空队参加中国的对日作战。

　　当我风尘仆仆地赶到兰州，战友们在与我热烈地拥抱后，就急着向我介绍苏联新式战机的优越性能。我们四大队接收的是E-15和E-16两种型号的战斗机，这两种战斗机最大的优势就是速度快，转弯灵活，配备的火力猛。先是在湖北襄城机场完成熟悉飞机性能的训练任务后，我们四大队就接到上级命令，驻防到武汉王家墩机场，保卫武汉领空。武汉作为当时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和抗战物资的集散地，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自然也是日军进行军事打击的重要目标。我们个个摩拳擦掌，发誓要驾驶新型战机给日本人一点颜色看看。

　　第一次空战，我们击落敌机十二架

　　1938年2月18日，武汉地区晴空少云，江面上风平浪静、舟楫稀疏。地处中原地区的武汉，虽然离当时的抗日前线还有几百公里，但在中国传统的春节期间里，人们根本没有心思过年，日军飞机空袭的警报不绝于耳，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武汉三镇。

　　当天，我和其他担任警戒任务的飞行员寸步不离各自的战机，就连中午吃饭，我们都是在各自的机翼下面蹲着吃，就在我吃完饭准备进入机舱休息会儿的时候，突然间空袭警报长鸣，我们立即登上战机做好起飞的准备。这次日军来势凶猛，在26架战斗机的掩护下，12架96式轰炸机满载着炸弹，排着长蛇阵向武汉方向饿扑过来。

　　随着三颗红色信号弹的升空，在代大队长李桂丹的率领下，我们四大队所属的21、22、23中队立即全部起飞，迎战敌机。当我们升高到2000米高度时，就发现大批日机已逼近武汉东南部上空。李桂丹当机立断，指挥大家投入战斗。第22、23中队担任主攻，第21中队负责掩护。顷刻之间，一场激烈的空战打响了。就在我的飞机升高到3000米的高度时，一架96式战斗机居高临下向我俯冲下来，想咬住我的飞机尾部实施攻击。由于手中驾驶着性能优越的E-15战斗机，我心里一点也不慌张，开始慢慢地在空中兜圈子，并故意做出躲避敌机射击的样子，引诱敌机上当，敌机果真以为我的战机害怕了，也跟着我的战机转起了弯子。突然，我以最小半径的急速转弯，猛地转到日机的尾巴后面。惊慌失措的敌机发觉上了当，猛升、猛降、急转弯……使出吃奶的本领想挽回劣势局面。上钩的鱼儿可不能让他白白溜掉，当距离三十多米远的敌机锁进了我的瞄准镜时，说时迟那时快，我的四挺机关枪同时开火，眼看着敌机飞行员的脑袋蔫在一边，刚才还嚣张不可一世的日机此刻拖着长长的浓烟，翻转着向前下方坠落下去。那年我未满23周岁。

　　“二·一八”空战，从战斗打响到结束，只进行了12分钟，共击落敌机12架。四大队损失飞机5架。代大队长李桂丹、中队长吕基淳、队员巴清正、王怡和李鹏翔5人，为掩护战友血撒碧空。

　　2月21日，武汉市各界在汉口总商会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和第十八集团军代表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等领导人送来了挽联，上写：“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有四万万同胞艰辛奋斗，胜利可期。”

　　“二·一八”空战的中国空军的胜利，大长了中国军民抗击日寇的士气。过了几天，那些被我们击落的敌机残骸被堆放在汉口中山公园大门外，武汉百姓扶老携幼争相前来观看，照相留念。我们这些飞行员自然也成了武汉姑娘追求的偶像，我的妻子也就是在那时经朋友介绍认识并结为眷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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