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春荣

　　一　　　

　　杨尚昆20世纪20年代后期就在莫斯科与张闻天有同窗关系，30年代前期又在中央苏区与张闻天有上下级关系，他生前曾经对都是所谓“教条宗派”里人的博古、洛甫(即张闻天)

和王稼祥，作过一番比较。说他们的共性是都相信共产国际，学了不少本本，但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他们的区别则在于“张闻天喜欢学习，喜欢研究问题，平易近人，不大愿意做整人的事”；博古很有才气，锋芒毕露，比较喜欢整人；王稼祥比较灵活。寥寥数语，张闻天的书生意气便跃然纸上。

　　事实也的确如此。张闻天在未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职业革命家之前，是个饱读诗书、学贯中西的书生。他受过高等教育，留过洋，评介过外国文学，写过长篇小说，还当过英文、国文教员。1925年6月入党后，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马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尤其是经济学作过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回国后，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在1931年2月至1932年12月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他在上海撰写发表了大量文章。在这些文章中，虽然有不少承袭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关门主义的东西，但应当指出确有一些表现他个人独立思考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中国社会经济和中国革命性质、任务的正确认识，对“左”倾错误的批评与觉察。而这也正是他能较早从“左”倾错误中走出来，转到正确路线一边的重要原因之一。

　　1933年1月中旬，张闻天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到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此后到中央红军撤离瑞金进行长征前的一年多里，他担任过中共中央局常委、宣传部长、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书记、中革军委委员，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职务。期间，他虽然不能不“从战争学习战争”，学习政权建设、经济管理和群众工作，但依然在党的宣传教育和理论研究工作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保持了“喜欢学习，喜欢研究问题，平易近人，不大愿意做整人的事”的秉性。这又是使他能同“左”倾错误决裂，而同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毛泽东走到一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考察一下张闻天到底整过人没有，具体地说就是整过毛泽东没有。毋庸讳言，在上海和在中央苏区最初的一段日子里，张闻天曾因自觉不自觉地执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对毛泽东有过不正确的批评压制。如在批评中央苏区“诱敌深入”的反“围剿”战略方针是“浓厚的等待主义”，中央苏区领导人“右倾”、“狭隘经验论”的时候，显然矛头就是指向毛泽东。在1932年10月6日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张闻天附和博古对毛泽东的批评，提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的工作”。来到中央苏区后，张闻天又积极参与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客观上也起了打击毛泽东的作用。但所有这些都与张毛之间的个人恩怨无关，绝非张闻天刻意整人。其理由是：

　　第一，张闻天与毛泽东虽然早在1919年12月和次年1月先后加入中国少年学会，但他们的头次见面却迟到1933年初。这之前，两人并不相识，更未共事，既无正面冲突，也未打过笔墨官司，谈不上有何成见恩怨。

　　第二，诚如张闻天所言，他当时反对“罗明路线”时，“主观上并未想到这是为了要反对毛泽东同志。当时我觉得毛泽东同志已经不在其位，再去反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这从我写的文章中也可看出。”“我一进中央苏区，不重视毛同志是事实。但并无特别仇视或有意要打击他的心理，也是事实。”

　　第三，更重要的是，当实践证明自己错了的时候，张闻天勇于承认错误，服膺真理和代表真理的同志，站到正确路线一边。在不断的实际接触，尤其是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与博古们交锋之后，张闻天扭转了对毛泽东的看法，主动亲近他，尊重并接受他对政府工作、经济工作、查田运动、福建事变，以及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战略策略的意见。长征前夕，张闻天更把毛泽东视同知己，向他倾吐了对博古的“左”的一套的不满，表达了与“左”倾错误分道扬镳的意向。唯其如此，才有长征路上的“中央队三人团”，才有遵义会议。

　　这里有必要简要说明一下张闻天与博古的关系。两人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又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共事过。进入中央苏区之前，两人在政治上，在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面，并无二致。到中央苏区后，由于张闻天在中国革命的策略、政策和军事问题上的观点有所转变，两人逐渐产生分歧。突出表现在对“共同抗日三原则”的理解，对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的策应，对广昌战役失败的评价等重大问题上，张闻天越来越激烈尖锐地批评博古奉行的“左”倾错误路线。而博古不但不接受张的正确意见，反而寻机排斥打击张。事情到了这一步，张闻天只能义无返顾，与博古即与“左”倾错误路线代表决裂。

　　以上史实，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充分反映了张闻天的书生本色———独立思考，认真做事，不随人俯仰，不随波逐流，不争名争利，不文过饰非，坦荡为人，唯理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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