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31年至1934年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

　　1935年1月15日—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为代表的多数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红军高级将领的共同努力下，顺利召开并取得成功的。张闻天在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被会议“比较一致的意见”推举为取代博古、担任党的总书记的人。由于张闻天“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此事“拖了20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至此，张闻天在政治舞台上的角色，由书生变为领导全党的领袖。

　　当然，张闻天的这一角色转换并非一朝一夕间的突变，而是日积月累的渐变。促成这一渐变的，有外因，亦有内因。

　　先说外因，或曰客观情势。博古等人在中央苏区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给党内关系、统战工作、苏维埃政府工作、苏区经济活动，尤其是军事斗争和红军建设，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和恶果，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只剩下放弃经略五六年的中央苏区突围转移一条路。这已经引起党和红军中许多人的不满。大搬家式的长途行军，人马疲于奔命，作战部队形同保姆顾此失彼。更恼人的是如此奔突，竟然不知道要到哪里才是个了结。1934年11月下旬的湘江之战，使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党和红军中对“左”倾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情绪达于顶点，可谓天怒人怨。战前博古、李德拒绝了毛泽东和彭德怀关于积极寻找战机歼敌，变被动为主动的正确建议，事后面对惨败，他们又一筹莫展，只有唉声叹气和诿过于人。

　　由此红军指战员们开始思考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屡屡失利，眼下更是濒临绝境的原因。渐渐意识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执行了“左”倾错误路线所致。要求改变党中央和红军领导的呼声也就日益高涨。

　　在湘、桂、黔交界地行军途中，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同博古、李德一路争论，除了批评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错误外，特别着重于当时亟待解决的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通道会议上，他们否定了李德、博古落脚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盘算，提出转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的支持，并为与会的多数人赞成而通过。黎平会议继续就红军何处去这个战略方针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作出的《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肯定并巩固了通道会议的成果，还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1935年元旦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猴场会议)，再次批评了博古、李德不过乌江而要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在以后的行军路上，干脆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通过会议形式变换党中央和红军领导的问题，也就如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在遵义会议上，博古所作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被会议认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他对军事领导上的严重错误“应负主要的责任”。鉴于博古既不能承认错误，又不能接受正确的批评，且实践证明他不配领导全党，他的下台也就无可避免。

　　再说内因，即张闻天的自身条件和表现。前面说过，张闻天有深厚的马列主义功底和历史文化素养，有很强的党性，加上他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特别是“敢于独立思想，敢于独立地系统提出和坚持自己的政治见解和理论见解，这是他的品质高尚之处”。他还有不争名夺利、不文过饰非、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的美德。这些长处使他具有成为党的领袖的基本素质。

　　张闻天虽然也宣传、贯彻、执行过“左”倾错误路线，但他在上海时就曾对“左”倾有过批评与觉察。进入中央苏区后，又较早地从“左”倾营垒中分化出来。他写文章或在会上多次公开同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作斗争，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1934年9月29日的《红色中华》报发表的他的署名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就是一篇批评和否定“左”倾军事战略方针的檄文，一篇从战略上深刻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教训的宏论。因而它被誉为“关于红军战略的社论”，当时红军部队“进行公开动员公开准备总的根据”，被红军总政治部规定为红军转移进行思想准备的一份重要文件。

　　长征路上，张闻天和王稼祥一道，最早接受了毛泽东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的分析。而早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张闻天就对“左”倾军事路线、军事指挥产生了怀疑：“这样打下去，我们能有胜利的前途吗？”广昌战役后，他又提出“不该同敌人死拼”，结果同博古闹翻。这表明张闻天赞同毛泽东的分析并非偶然,或者出于一时的利益权衡。

　　黎平会议后，在红军西进路上，李德和博古仍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张闻天对此深为焦虑，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问题。1934年12月20日，在黄平的一片橘林里，张闻天与王稼祥边休息边议论眼前形势。谈到红军此行尚无确定的最后目标时，张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张闻天这番话，第一次在中共高层挑明了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非同小可。王稼祥自然由衷赞同，当天晚上就将张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后来的事实证明，张闻天的这个提议符合党心军心，它为遵义会议恢复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并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起了打招呼、定调子的作用。

　　遵义会议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在博古作主报告和周恩来作副报告之后，张闻天首先起来作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反报告”。“反报告”提纲出自“中央队三人团”集体，而由党内第二把手张闻天讲出来，分量之重，作用之强、影响之深，自非他人可比。因此，“反报告”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启动了变换军事领导的程序。与此同时，也就完成了党内对于选择张闻天为新的最高领导人的审察。

　　当时有可能接替博古担任新的党中央总书记的，除了张闻天以外，还有毛泽东、周恩来。为什么最终没有选择毛、周呢？依据种种史料史实来看，大抵原因如下：

　　毛泽东和朱德一起创建红军、中央苏区有大功，而且是正确军事路线的主要制定者、坚持者，在红军中有很高的声望。但他直到由遵义会议选为政治局常委前，从未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加上他在中央苏区肃反问题上犯了错误，个性倔强(有时甚至粗暴)，不注意团结身边(尤其是领导层)同志，就很难使大家接受他。况且他此前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战争上，似无意于此道。遵义会议后，他感叹地对妻子贺子珍说：“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就表明他对过去忽视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的悔悟。此后果然“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周恩来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张闻天大致相当，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又是中革军委副主席，还是长征前夕至遵义会议结束前的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他的品德、才干、经验、胆识均早为党内所公认。但是，遵义会议既然否定了此前错误的军事路线、军事指挥，明确了军事领导上严重错误的责任，周恩来就免不了和李德、博古一起承担过错(尽管不负主要责任)。李、博下台，而再让周接替博古上台，也就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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