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5年3月中旬起，毛泽东指挥红军三渡、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于5月初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实现了遵义会议北上的战略决策。然而，红军中不少指挥员对毛泽东的穿插迂回，大踏步行军作战的战法，仍然有所责怨。为统一思想，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于5月12日在会理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张闻天按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商定的报告大纲作了报告；会议结束前，又作了结论。会议严厉批评了反对机动作战、怀疑军事领导的右倾情绪，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并且决定中央红军继续北进，越过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从此，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地位得到完全巩固。

　　四是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道，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正确、坚决的斗争。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实现了遵义会议决定的北上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的战略方针。一、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大会师后，战略方针问题又尖锐地摆在中央面前。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确定的方针是北进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再占领川陕甘；张国焘却要西进西康、青海、新疆，到“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区域发展，或是向南，“直取成都，出长江，打到武汉去”。对张国焘的错误方针，张闻天先是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一起，通过电讯联系同张磋商，交换意见。接着写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指出按张国焘的方针行事，“对于红军极不利”(因懋功地区地形上不利于大部队作战，物质给养非常困难，敌人倒正想把红军“封锁”在这一地区，进而压迫至西康与青海草原地带)；而“川陕甘三省是一块很广大的地区”，便于红军机动作战，建立根据地。文章还批评了“避免战争”的“逃跑主义倾向”，指出应同这种倾向作坚决斗争。这篇文章为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决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1935年6月26日，张闻天主持两河口会议并发言，再次肯定北上的战略方针“是前进的，唯一正确的”，同时坚决否定“西进”的错误方针。他还特别强调在组织上“应统一”。受会议委托张闻天写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申明了北上方针及为实现此方针的措施。

　　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表面赞成北上方针，同意打松潘，但行动上却拖延迟滞，贻误战机。并以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加强红军总司令部等问题为由，向中央讨价还价。为顾全团结北上的大局，中央一面对张国焘的错误提出批评，一面委曲求全，尽量照顾张国焘在“组织问题”上的要求。张闻天甚至主动向毛泽东表示，自愿让出自己担任的党中央总书记职位，来换取张国焘共同北上。

　　在接下来的芦花会议上，张国焘担任了军委总政治委员。他这才勉强执行军委为补救延误战机而发布的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率部北上向毛儿盖地区集中。可是，到毛儿盖后，又一次动摇，进行一系列分裂活动。而此时敌胡宗南部已趁机在松潘附近构筑成堡垒线，各路敌军经调集、布防，形成了围困与消灭红军于雪山草地的态势。面对如此险恶处境，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从全局出发，为促进张国焘转变和争取四方面军，采取一系列特殊方针，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张闻天主持并为之起草决议的沙窝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是此中范例。

　　沙窝会议后，红一、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继续北上。张闻天带领中共中央机关随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率领的右路军行动。右路军按计划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后，张国焘却不顾朱德的反对，在阿坝附近停止向右路军靠拢，并电令中央和右路军南下。在对张国焘一再劝告无效后，张闻天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举行中央常委紧急会议，果断决定中央和四方面军暂时分离，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速出甘南。随后，立即开始了秘密脱险行动。张闻天亲自向李维汉布置任务，并交待他绝对保密。1935年9月10日凌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部离开危险区。张闻天策马前后照应，亲自向干部讲明当时险境，又亲自与彭德怀一起布置三军团部队在山上警戒。当日到阿西，张闻天发布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重申“南下是绝路”，“只有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号召左路军广大指战员“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到，张闻天在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危急关头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从容以对，同毛泽东、彭德怀等中央和军队的领导同志团结一致，紧密配合，成功地化解了危机，使党和红军又一次摆脱生死攸关的险境，充分表明了他是个称职的总书记。

　　在随后主持的俄界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上，张闻天作总结发言，深刻阐明了同张国焘斗争的性质，预言了张国焘“组织第二党”的结局，并主张“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可惜张国焘一意孤行，果然被张闻天不幸言中。

　　五是为中央红军结束长征，落脚陕北，开创新局面，提出了重要意见。

　　1935年9月下旬，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人在甘南小镇哈达铺，看到当年七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得悉陕北仍有红军、游击队，大喜过望。张闻天仔细研究了报上的相关材料后，写下一篇题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读报笔记。他敏锐地觉察到红二十六军力量相当强大，控制了大块陕北苏区；红二十五军也取得许多伟大胜利，直逼西安；甘南东部，尤其在毗连陕西、宁夏边区的庆阳一带，也有红军游击队活动。由此得出结论：“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内正在普遍的发展着”，“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部，已经开始进入了甘南的重要地区”。9月27日，张闻天在榜罗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到陕北去，在陕北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使之成为中国革命新的大本营。这样，困扰红军多时的落脚何处的问题，终于得到妥善解决。在中央红军结束长征，落脚陕北的决策过程中，张闻天提出的上述意见，以及他在10月18日铁边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无疑对决策有重要意义。

　　此后，从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到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一年中，作为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在领导全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到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转变；不断做争取张国焘的工作促进内部团结，为三大红军胜利会师创造条件等重大事件中，进一步展现出一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政治品德，以及娴熟的斗争技巧、踏实的工作作风、忘我的革命精神。与此同时，他“不争权”、讲民主、勇于任事、仁至义尽、虚怀若谷、淡泊宁静的领导作风与生活作风，也使人们在仰慕他的总书记角色的同时，想到他的书生本色。

　　(编辑：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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