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巢之下 焉有完卵

　　在我入狱之初，他们问我还有什么要说的，我只是告诉他们，我有问题我自己负责，希望不要牵连我的亲属。他们说党的政策不株连亲属，你可以放心。在狱中五年多，我什么消息也不知道，出狱后才知道全家都受到了牵连，遭遇是惨痛的。

　　我的父亲王肖山是老教育家，建国后任国家教育部参事，本来住在教育部宿舍，他的学生李克农看到老师年近八十，要我把他老人家搬到公安部宿舍与我们同住，好有一个照应。我的问题与他毫无关系。竟被公安部“造反派”批斗打骂赶出宿舍，几经波折，安置在浙江德清县我的堂兄王仲俭家中。仲俭夫妇对老人很孝敬，供养是不成问题的。万万没有想到，我入狱后，“造反派”追到德清，逼迫仲俭交出所谓王仲方的黑材料，仲俭莫明其妙，“造反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隔离批斗，连续几昼夜，仲俭忍受不了而自杀。他的妻子也被隔离。家中无人照看老人，邻居也不敢进门，可怜八十六岁高龄的老人竟然被活活饿死。父亲死后几天才被邻居发现，草草埋葬在荒山上。我父亲满清末年留学日本，是孙中山同盟会会员，参加过武昌起义；辛亥革命胜利后，被派回安徽任皖北宣抚使，后在芜湖办学，李克农、柯庆施、宫乔岩、曹渊等一批安徽省的早期的共产党人是他的学生。他与陈独秀、朱蕴山、高语罕等党的早期革命家关系密切。三个儿子(我是最小的)一个女儿都参加了共产党，大儿子王忠和是黄埔军校学生，在红军中牺牲。二儿子王仲文是高语罕秘书，病死。他自己一生受蒋介石迫害，终于盼到共产党胜利。他万万想不到在全国解放二十年后，竟然遭受如此迫害，活活饿死在家中。我出狱后得知此事，万分悲痛。经教育部报告周总理，将骨灰存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我的妻子史洛明，1938年十四岁到延安，一直忠心耿耿，在各个岗位上为党为国家勤恳工作，曾多次受到表扬和奖励，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女干部。她也受到牵连，被公安部赶到青海，无依无靠。今天抄家，明天批斗。后又被赶出西宁，到牧区干校劳动，受了许多侮辱和折磨。

　　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王方方，在七机部工作。我入狱之后，厄运降临到他头上，先后被抓，逼他交出“黑材料”。王方方告诉他们，我父亲年轻参加革命，是无辜的。结果是不仅批斗，还把他关在地下室两年之久。小儿子王天明，是清华附中第一批“红卫兵”的头头，“文化大革命”初期著名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起草者之一，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因为我的牵连，后来被关在山西省阳泉监狱一年。

　　一家人，因为一个人莫须有的罪名，都惨遭迫害，是我在狱中想不到的。幸好，全家坚信我是无辜的，没有同我划清界限，还通过各种形式给我以安慰。我被关押五年多而不垮，与亲人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竟然体现在我的家中。我对家人负疚良深。可是谁为我负疚呢？那些曾经参与迫害我的人，你们感到过内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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