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又让冯雪峰和林迂道两个人搞一本文类辞典，这是个闲差事，没事干就编吧，十年、八年地编去吧。他们在四楼，我在三楼。每到中午休息他就叫：“牛汉，中午到我那儿休息一会儿，聊聊天。”这样谈了不少事情。

　　冯雪峰其实是个重感情的人，他内心非常非常单纯，到死都有他非常单纯的一面。我认为他不适于做政治工作。

　　他的起点是1921年晨光社诗人，后来和应修人、潘漠华组成湖畔诗社，到晚年他也说：“我最看重的是诗人的头衔。”其实他就是个诗人。现在诗坛没有给冯雪峰的诗以应有的地位，而是主要侧重他的文艺理论方面。我觉得他的诗写得不错，诗品很高。当然他的诗结构上有弱点，他自己也知道的，但他写得很真实、很诚恳。

　　1958年以后他写字也有些困难，所有表态的大字报，都是我代他写的。他说：“你的字写得好。”我说：“就说让我给你劳动就行了。”1958年反铁托的那个时期，大概是让说体会吧，他写，非他写不可。他想回到党内。我俩有时聊起这件事，都坚信事情迟早会搞清楚的，迟早会恢复的，不会颠倒黑白一辈子，不会冤枉一辈子的，就是我们死了，将来后代还会为我们平反的，但是材料要写好。

　　“文革”中我和冯雪峰一起睡大通铺，他睡边儿上，我稍靠中间一点儿，两个人合用一个一头沉的办公桌，他开玩笑地把他的景泰蓝烟灰缸往中间一放：“我不侵占你，你也不要侵占我啊。”他要写的材料特别多，几乎天天有人找他写外调材料，每一份材料都要一式三份，外调人员一份，交本单位造反派一份，自己留一份。用复写纸写三层，使劲写，右手写得都僵了。有一次，冯雪峰又表现出了他软弱的一面。当时造反派分成两派，以前交的材料只让其中的一派占了，分出的一派也要他交材料，这样就成了一式四份了，写起来更费劲，更困难了。可能是1967年的二三月吧，我记得造反派来了一男一女，都是二十多岁，他俩是另外一派的，来了就让冯雪峰把所有的外调底稿都交出来，逼他拿出来。我在旁边对他说：“不能交。”冯雪峰也对他们说：“这个材料不能交给你们，因为里面记着好多事，经常有重复的就照抄了，省好多事。我也没有精力再重写了，写起来太困难了，你们就多体谅我吧。”很诚恳的。但是那两个人一直坚持：“不行，非交不行。”后来就要上来抢，没办法，冯雪峰最后还是交出来了。交了以后，冯雪峰当时就号啕大哭起来：你们这样逼得我怎么办呢?什么都交出去了，如果再要重要材料我记不清楚，前后不一致怎么办呢?该说我说假话了。我得有个根据，要体谅我这个，可是他们一点儿也不体谅。冯雪峰在性格上就是这样。当时不能交出去，交了也不用哭，有什么好哭的呢?而且是号啕大哭，我就不哭。这点上我比他野得多，我不哭。冯雪峰就是这样一个人。普通人的感情。回想起来特别感人，那情景我记得非常清楚，坐在那儿，哭得都哭不出来了，哭得真难受。

　　冯雪峰的习惯是后半夜睡觉，前半夜工作，大概到二三点才睡觉。集中起来关了牛棚以后，他就不习惯了，十点以后灯就关了，连电闸也拉了。他睡不着。我是一躺下就呼呼大睡了，他就推我：“醒一醒，醒一醒，我睡不着，真想读本书。”有时也像开玩笑地说：“我真想喝咖啡。”他喝咖啡不加糖，越苦越好。我说：“我到哪儿给你找去呢？”他苦，睡不着觉就那么干瞪着眼，后来就在晚上和我谈好多他的历史上的事情，好多事吧。

　　(摘自《口述历史》，王逡义、丁东主编，2003年9月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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