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首先开口，尽管我在他身边工作过8年，他对我很熟悉，但仍一本正经在问过我的姓名、年龄、籍贯、出身、成份后，追问：你把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的活动谈一谈。

　　我据实申辩：这件事，和盗窃机密根本沾不上边。我在详谈了内务部两派斗争的情况后接着说：我去中央档案馆的起因、目的以及对档案资料的处理情况，谢副总理、汪主任和严佑民同志完全清楚。不错，主意是我出的，查档报告是我起草的，但是你们同意了，批准了。如果没有你们的派遣，我不可能去中央档案馆，即使去了，人家也不会接待我。

　　某某某看了报告，对谢富治说：你看，这个报告，是用宽边稿纸写的，我们批的字都靠在稿纸的右边的空白处，如果把我们的批字剪下来，对这个报告也不会有损伤。谢说：这倒是个办法。于是某某某让记录人员找来剪刀和火柴，把他们批的字剪下来，当场烧掉。证据就这样被毁灭了。我和严佑民、赵雪瀛、中央档案馆军代表目睹了这滑稽的一幕。吴法宪双目紧闭，像睡熟了一般。

　　审问继续进行。谢富治说：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这件事，你应该承担责任。

　　因事关紧要，我还没有想好措辞，没有想到坐在一旁的严佑民把话接了过去。他说：这件事，没有什么不对。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赵雪瀛办的，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由我一人承担。

　　谢富治说：你承担得了吗？严佑民说：应该承担。

　　这时吴法宪睁开了眼睛，说肚子饿了，叫服务员拿夜餐来。服务员端上了包子和馄饨。吴法宪笑容可掬，劝我吃夜餐。我表示不饿。谢富治说，既然不想吃，就回家吧，这里没有你的事了。

　　半夜的遭遇，是一节生动的课程，使我受益匪浅。我在‘老资格’的领导人面前，接受了正面的和反面的两个不同侧面的‘言传身教’，使我的社会知识、党内斗争知识、分析判断问题的能力一下子增进了许多。

　　……

　　我对可尊敬的严佑民同志心存感激。他心怀坦诚，承担责任，把我从政治泥沼中拉了出来……”

　　文革前，秦城监狱是由公安部管的，严佑民当然清楚坐牢的滋味。在关键的时候，在危难之际，他挺身而出，承担了责任。他不仅保护了孙宇亭同志，更捍卫了党的原则，这就是实事求是，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铮铮风骨。

　　就这样严佑民于1968年3月12日被捕关进秦城监狱。孙宇亭去了干校。(董建文摘编)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