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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大英博物馆见钱眼开和海德公园自由演说

http://www.sina.com.cn 2005/01/13 15:49   科学时报

  作者:陈平原

  伦敦,有一座举世闻名的博物馆——大英博物馆。虽然它与中国远隔千山万水,但很多中国人对它并不陌生。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曾经长期在大英博物馆的圆形阅览室里阅读、写作。一个经典的说法是,由于他在那里成年累月地攻读,竟然在坚硬的水泥地面上磨出了两个脚印。这个说法流传了很多年,以至于妇孺皆知。但是,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的新书
《大英博物馆日记》却给出了不同的说法。

  这回可真是“见钱眼开”,本准备参观希腊和罗马馆,顺道走进了汇丰银行的钱币展厅。说好是走过场,没想到竟一发而不可收,整整逗留了一个上午。而且,如果不是饥肠辘辘,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舍得离开。

  大概对钱感兴趣的人不少,加上展厅不大,因而略显拥挤。好在别人转一圈就走了,没像我们观察得那么仔细。如此“钻进钱眼里”,既非过屠门而大嚼,也不是钱币收藏家,而是旁枝逸出。自然读出另外一种味道。作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创造物,钱币兼有经济史与文化史双重意义。前者非我所长,后者则让我大感兴趣。

  第一次近距离观赏如此众多的古钱币,突然产生一个念头,为何中国人的钱币设计与众不同?别的国家的古钱币以图像为主,而我们的古钱币则突出文字。不管是写实的人像,还是抽象的图案,各种或精美或笨拙的外国古币上,文字只起说明作用。只有中国人的古钱上,文字占绝对优势,图像则可有可无。记得创办《申报》和《点石斋画报》的英国人美查,曾批评中国人过于迷信文字,而相对忽略了图像传播知识的功能。此等解释,用在这里似乎并不合适。最大的可能性是,基于汉字本身特性的书法,其结构与韵律,足以代替图像,而具审美的功用。

  中国钱币史上,钱文书法,篆、隶、行、楷各体皆备,而且不乏精彩之作。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的“开元通宝”,雍容端庄,因传世量大,故见识者多;眼前这枚大铁钱上的“大观通宝”四字,刚健挺拔,不用说,准是出自宋徽宗之手。宋代皇帝中,喜欢题写钱文的,不仅仅是以“瘦金体”名世的宋徽宗,还包括宋太宗、宋真宗、宋高宗等。一旦书法成了国人普遍认可的特殊技艺,连皇上都喜欢露一手,其荣登钱币,集大雅与大俗于一身,大摇大摆地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便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徘徊于钱币展厅,另一个“自以为是”的发现,是中国古钱币的外圆内方,必定带有象征意味。各国古币大都呈圆形,偶尔也有不规则者,但全部实心,未见像中国人那样多事,故意凿出一个方洞来的。古代中国人别具一格的设计,我想不会是为了节约用材,最大的可能性是对应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或者外圆内方的人格理想。只知道从秦到清,主要通行方孔的铜质圆钱,未考最初的设计理念,因而,关于古钱币与中国人宇宙观、人格理想的互动,均属“大胆假设”,只好暂且按下不表。

  让我大感兴趣的,还有1905年北京造币厂制作的铜钱树。比起四川出土的婀娜多姿的摇钱树,近世京城里官家的制作,实在缺乏想象力。除了作为支撑的主干,中间两排各二十个串联起来的“光绪重宝”,两旁各一串,稍短一点,数数也有十九个。如果说这就是百年前的“装置艺术”,未免粗糙了些。好在旁边还搁着一把铜钱制作的剑,提醒我们,如此设计,很可能另有用途。

  回家翻阅陈存仁《良元时代生活史》?香港:作者自刊本,1973?,居然在第20页找到了答案。陈书说到家里有四口藏字面和铜钱的大木箱子:

  第四箱是用康熙铜钱串成一把一把的剑,剑的长度五足,每一把剑是一千个康熙铜钱扎成的,所以十分沉重。每搬一个箱子要四个人合作才能移动、这都是从前防偷窃避盗劫之法。陈氏主要以医学名家,文史非其所长,故回忆文章颇多可议处。但此处关于铜钱扎成剑以防盗窃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

  好不容易碰上如此天晴气朗且又有闲情逸致的周日,午饭后。赶往大名鼎鼎的海德公园。那里的自由演讲乃伦敦一景,不可不看。凌叔华写于1958年的《谈看戏及伦敦最近上演的名剧》? 《凌叔华、陈西滢散文》,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从戏剧而不是政治的角度来解读海德公园的演讲,倒也别具一格:

  在星期天下午,我们往往可以在海德公园的广场上,自由自在的听那站在肥皂木箱上的人演说,他有时大骂现任政府,讥讽议会及皇室,警察站在一边倒替听众维持秩序,保护演说者。因为国家有了这种鲜明的保障,思想自由的表示,故英国近百年来产生不少文学思想家,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极大,这也是久为世所公认的事实。平日里,这种乱哄哄的演说确实没什么影响;可到了关键时刻。此举却能显示巨大的政治意义。储安平在《英国采风录》?商务印书馆,1945?第五章“大宪章.自由主义”中,专门谈论“英国人对于平等的观念固很淡薄,但对于自由的争取和卫护,则千百年来,念兹在兹,永矢勿忘”。说到英国人的言论及结社自由,储安平特别介绍了1940年春间发生在伦敦的“标语案”。其时希特勒的战车正碾过荷兰与比利时,“闪电战”随时可能降临英伦三岛。而“和平志愿联合会”印发和张贴反战标语,扰乱政府的备战措施;警察厅于是以违犯国防条例为由,起诉该联合会的主席等六人。经激烈辩论,法官判被告无罪,理由是:此种见解虽违反多数人的意见,但这是一个自由国家,我们打仗流血正是为了保持她的自由,不能因系战争年代情势紧张而改变传统的原则以及法律的尊严。储安平撰文至此,肯定是感慨万端;而自家日后的悲惨遭遇,更是证明中英两国的政治生态及文化传统存在巨大差异。

  摘自《大英博物馆日记》,陈平原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

  (编辑: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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