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审判现场

　　本报记者 丁刚

　　今年1月27日是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奥斯维辛集中营不仅是苦役犯的监狱，而且是一座规模庞大的杀人场。有证据显示，二战期间，约110万人被德国法西斯送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而最终幸存的仅有7000多人。这意味着被送进去的人中有99%都被纳粹以各种方式屠杀了。在纽伦堡审判中，见证人声泪俱下地控诉说， 即便是杀老鼠，也不可能有这样高的屠杀率啊！

　　一封揭发信掀起波澜

　　二战结束后，参与奥斯维辛大屠杀的法西斯分子曾受到过三次较大规模的审判。第一次是纽伦堡审判，判处了当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3个党卫军首领绞刑；第二次是1947年12月在波兰的克拉科夫举行的审判；第三次就是1963年12月的法兰克福审判。

　　法兰克福审判最早缘于一封揭发信。上世纪50年代中，有人给西德的司法机构和国际奥斯维辛委员会的秘书长同时发信，说有个参与指挥奥斯维辛大屠杀的党卫军军官至今仍逍遥法外。信中不仅列举了确凿的证据，而且还有这个前党卫军军官的工作地点和家庭住址。西德司法机构起初并没有打算采取什么行动，在国际奥斯维辛委员会的敦促下，才开始立案调查，并于1958年10月逮捕了这个前党卫军军官。

　　与此同时，有位西德记者也在深入调查那些当年参与奥斯维辛大屠杀的前党卫军军官。他掌握的材料中最重要的一份是一位大屠杀幸存者从当年被烧毁的纳粹法庭的灰烬中翻出的。1959年1月，这位记者把他发现的有关奥斯维辛的材料送给了当时黑森州的大法官弗里茨·鲍尔。材料上记录了包括已经被捕的那个军官在内的37个党卫军军官参与大屠杀的证据。

　　鲍尔大法官以这些材料为依据，开始为审判做准备。鲍尔有犹太人血统，二战前曾被迫逃出德国。他是少数几个坚持要追查纳粹大屠杀罪行的德国法官之一。战后，鲍尔曾为此进行过不少努力，但终因阻力太大而不得不放弃。这一次，鲍尔终于抓住了机会。1959年4月，西德最高法院批准了这场审判。

　　矛头直指下级军官

　　为了这次审判，检察人员和法官参阅了4000多种文献资料，动员了19个国家的359个证人到庭提供证词，其中包括211个大屠杀的幸存者。鲍尔还通过慕尼黑当代历史研究所专家们的帮助，有力地证实了这是一场法西斯有组织、有计划的大屠杀。

　　当年在奥斯维辛的党卫军成员有6000多人。这些人当中有不少直接指挥和参与了大屠杀。法兰克福审判就是针对这些较低一级军官的。而当年在纽伦堡审判和克拉科夫审判时，这些人之所以逃脱了审判，借口就是，他们是下级，不得不执行上级的命令，并没有主动参与屠杀。

　　法兰克福审判于1963年12月20日开庭。审判刚开始的时候，被带上法庭的这些前党卫军军官还趾高气扬。但随着审判的进展，幸存者对悲惨遭遇的陈述、对奥斯维辛恐怖的控诉，使法官也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尽管纳粹分子还是在法庭上为自己的罪行进行狡辩，但不断揭露的证据表明，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不仅是积极的参与者，更是指挥者。最后，有6名战犯因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西德已于1949年废除死刑，终身监禁是最高刑罚)，另有11人因参与谋杀罪被判处14年监禁，这也是西德当时有期徒刑的最高期限。

　　审判教育了德国一代人

　　从德国人对二战反思的角度看，法兰克福审判也许更有价值。这场长达两个月的审判曾引起西德媒体的广泛关注。有两万多人先后旁听了这场审判，其中有不少中小学生。

　　这次审判教育了整整一代人，它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德出现的大反思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审判的旁听席上，有一位西德青年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他在参加审判前还认为，“第三帝国”的灭亡是不久前的事情，人们根本无法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它。但正像很多当时的青年人一样，审判的过程最终改变了他的看法。他感慨地说：“幸亏我出生得比较晚啊。”这个人就是后来成为德国总理的赫尔穆特·科尔。

　　40年后的今天，德国人在总结这次审判时认为，其重要价值就在于，它追究的是这些党卫军军官在这场大屠杀中应负的个人责任。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这场审判，德国有关部门和研究机构去年还在审判地举办了展览，并出版了当年审判的录音和记录材料。

　　法兰克福审判之后，德国对二战纳粹的审判并没有停止。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刑法研究所的资料表明，截止到上世纪90年代末，德国共进行了900多次对纳粹分子的审判。每有线索，检察机构就锲而不舍地追查。发现一个，就处理一个。审判往往是公开的，这不仅是为了惩罚，更是为了警示未来。该所的研究人员说，德国的有识之士懂得反思教育的迫切性，特别是对战后出生的一代来说，他们对那场战争没有亲身体会，让他们了解战争真相，对于防范新纳粹复苏，确立德国在欧洲的地位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编辑：羚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