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姓故事：一个书写自己艾滋故事的中国农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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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02/05 16:37 东西南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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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洪伟 当他敲打着电脑键盘的时候，他的妻子、朋友、乡亲正一步步迈向艾滋织就的死亡黑洞。 “我写的，和外来人的角度不同。”这是河南艾滋村村民程向阳为自己著书所作的注 初秋的后杨村，生气、繁茂，散发出清香的庄稼成熟味道。如果没有艾滋，这将是村民最幸福的时节。 2004年8月27日河南省上蔡县邵店乡后杨村程向阳家，三间破旧的简易瓦房显得孤零零的。在雨后泥泞得难以下脚的院子里，程向阳家饭桌上的笔记本电脑一家NGO组织提供骄傲地敞开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程向阳的妻子王莲香正有气无力地躺在厅房的简易木床上，安静得几近无声无息。 “她也是艾滋病患者。”程向阳说话时显得出奇地平静，只是嘴角掠过的一丝苦笑，泄露了他的无奈和愤慨。 从1988年起，程向阳目睹了河南“血浆经济”政策下的卖血狂潮。 1995年后，当时后杨村有近4000口人，全村1／3的村民都卖过血。然后就是接二连三地死人，艾滋病的结论使后杨村炸了锅。愤怒的村民去质问上蔡县卫生局的官员，那些官员竟然说：“谁让你们卖血的” 通过正常途径向上面反映已不可能。“与其在家里等死，还不如起来奋争。”程向阳想。 在河南省内媒体群体失声的情况下，2001年8月，程向阳拿了打工赚的l000元钱，南下深圳寻找有胆量的媒体。但是，没有一个媒体肯听他的诉说。 千里南下，希望如同肥皂泡一样，冷酷地飘落了。 2001年9月里的一天，一个40岁左右的汉子走进了后杨村，他叫卢广，著名的自由摄影师。卢广的到来，使程向阳又看到了希望，更自发地担负起了“接待”的责任，为卢广暗中联系病人、孤儿，以供拍照。 但卢广的照片除了使后杨村小有名气外，并没有给村民带来什么实际效果。随后，又有很多境内外的记者来到后杨村采访，但地方政府并没有因为媒体的报道，把后杨村列为“艾滋村”，给予必要救助。 “我们村民还能指望谁”程向阳说，这也是后来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程向阳自己写书的初衷。 2002年2月，程向阳的弟弟程东阳在家里办起一个学前班，收一些艾滋孤儿免费读书，取名为“关爱学校”。 但就是这么一个以私人力量试图为艾滋村民们办一点实事的愿望，也不能安静地完成。先是邵店乡干部和村干部先后到来，将程家的办学许可证强行收走了。后上蔡县有关部门又以“擅自办校、设施简陋、没有操场、采光不足”为由，责令程家的“关爱学校”整改，使学校被迫停课。程氏兄弟辛苦经营了三个学期的“关爱学校”，从此销声匿迹。 当地政府这种要面子不要孩子的作法，让程向阳指望政府救助的愿望彻底落空。 程向阳现在的名片上印着“艾滋病民间自由工作者”。 2004年1月，他悄悄地开始了自己那个伟大的计划：写书——全景记录河南艾滋村的背景、发展、现状和难以想象的未来。 但写书对于一个农村的初中毕业生来说，的确勉为其难了。但他觉得自己讲述的是艾滋村民原汁原味的真实感受：“我写的，和外来人的角度不同。” 在程向阳的笔下，仿佛回到了1990年代初期的河南卖血狂潮时代：泛滥失控的大小血站，“五湖四海”的以卖血为生的“铁血敢死队”，刁蛮、贪婪的血站工作人员，抬不动的棺材…… 程向阳把自己的书名定为《血怨》。他说：“卖血导致艾滋病爆发，我们村民恨谁﹖当然怨恨自己卖血，不然也不会得这个病。但我们卖血，这又该指向谁﹖” 现在困扰程向阳写书计划的最大障碍，就是经济上的掣肘。他告诉记者：“我现在连1元车费都要掂量掂量了。我的计划常常受到干扰，如果有人来抓我，我连逃的钱都拿不出。” 在采访归来的路上，记者接到程向阳的手机短信：“妥善处理好我的文字，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结尾加了35个感叹号。 (编辑：独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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