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那段艰难的日子，若没有陈蕴珍这位好朋友把她那双热心的双臂伸向我，挽着我，自己不知会怎样？我们曾经手挽手经历过无数快乐和欢笑，经历过无数憧憬和希望，现在这双热心的手臂又挽着我，与我共度生命的难关。她的手臂并不粗壮，却何等有力，何等无 私！

　　此后，在她的安排下，我又去肺科疗养院住了一段日子，病情得到了稳定。1961年春，巴金先生在杭州花港招待所，她又把我和女儿都拉过去休养了几天。

　　生活虽然让我过早失去亲人，但朋友犹在，朋友热心的双臂仍紧紧挽着我，这是不幸中之“幸”，我应“足矣！”

　　抱头痛哭

　　“文革”开始以后，各家朋友都主动停止了往来。并不是出于“怕”，而是出于怕影响对方。

　　我在自己的工作单位任中层干部，不仅要在本单位被挂牌陪斗各位领导，还要被叫出去在全市“黑老K巴金”的批斗会上陪斗。每天回到家里，精疲力竭写检查，安慰八十多岁的老母，劝解被武斗污辱而想不开的妹妹(我的妹妹是某中学的教导主任，后终因不堪污辱而跳黄浦江自尽)。

　　但我还能听到好朋友家中的消息。我家的保姆李妈是个善良的好人，她会为我们打听消息。而且，她有时还能在我家门口见到陈蕴珍，见到她穿过我家弄堂去看望住在附近的老父亲。李妈每次见她都要与她亲热地打招呼，并邀她进来。可她总是摆摆手，怕牵连我们。

　　再也没有以往的欢笑，四周的空气凝重得可怕。就在这个时候，小林在一天晚上来到我家，告知她母亲一直便血的消息。

　　我们在心里一直祈祷着，希望那只是一般性的病。但事与愿违，终于确诊为肠癌，并已经扩散。

　　我决定立即去看她。那是个春寒料峭的夜晚，我和大女儿轻轻敲开了武康路上那扇熟悉的门。当我走进门厅，陈蕴珍已从床上起来，并迎了出来。见她一向高高挺拔的身躯已被病魔折磨得仿佛缩掉一圈，不禁悲从中来。我摇着手中带来的火腿，说不出话；而她，早已将我一把抱住，放声痛哭。

　　我们就这样站在门厅中间，紧紧抱着，痛哭着。过了良久，才彼此缓过神来。我们坐下，慢慢叙谈。谈到上医院看病，她仍然一派十几岁女孩的天真模样，煞有介事地告诉我：“知道不？原来看病什么事都要走后门。你知道什么是走后门吗？”

　　这些，对于她都是新鲜事。但新鲜事的背后包含着多么大的辛酸，她的病，就是因为走不到后门而给耽误的。如果早些诊治，早些开刀，怎会危及生命？

　　当问到巴金先生时，她告诉我，刚从干校获准回家，终于可以陪她。我问，怎么未见到他？她回答说，特意回避开了。我听了，又是一阵心酸，立即要求把巴金先生赶快请出来。

　　巴金先生好像是从厨房那头缓缓走了出来，他一定听到了我们的哭声。……

　　这次见面的情景我永世难忘。我的好朋友，一生惟一的好朋友，就这样一步步离我远去。我无法用我的手拉住她，她终于走了，那是不堪回首的1972年8月13日。

　　曾记否，年轻时分，我们一同手挽着手去观看电影“魂断蓝桥”，那里面有一首我们都喜爱的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今天，我把这首歌献给你，也献给我们一生恒久的友谊：

　　往日朋友，怎能相忘？

　　心中能不怀想？

　　当年情景，怎能相忘？

　　朋友的情意长！

　　千年万载，永远不忘，

　　朋友的情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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