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

　　1977年2月14日，北大校党委传达北京市委负责人指示精神，其中有几个不能翻：文化大革命不能翻，对17年的两个估计不能翻，最后一个“不能翻”是“聂(元梓)案”不能翻。

　　1978年初，北大校党委已经更换成新的校党委。聂元梓曾给新任党委书记写信，说她愿检查自己的错误。希望党重新审查她的问题，改正“四人帮”对她的错误处理。

　　1978年4月8日，北大校党委向北京市委报送的《对聂元梓审查及处理意见的报告》中提出“将聂元梓定为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党，并建议依法惩办”。这预示着对聂元梓，将“绳之以法”。同年4月19日，她被逮捕，在看守所关押5年。

　　1983年3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定罪的部分写道：“本庭确认，被告人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干部、群众，已构成反革命煽动罪、诬告陷害罪。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根据被告人聂元梓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适用法律的规定和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三十八条及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判决如下：判处被告人聂元梓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这份判决书还写道：“被告人聂元梓供认了部分事实，但不承认是犯罪。”聂元梓不服判决，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高级法院受理后，请看守所转告聂写上诉的补充材料。当她的上诉补充材料写好，高级法院委托中级法院已经送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书》。

　　1983年7月27日，聂元梓被送到北京市远郊县一监牢服刑。送她去的看守对监狱负责人介绍：这个女犯人，各方面表现还好，就是不认罪。

　　入狱不久，聂对监狱长说：“我的案件不是你们判的，你们只是执行单位。一个旅馆还有旅馆的规矩。我是老干部、老共产党员坐自己人的监牢，你们放心，我会自觉遵守监狱的纪律、规定，服从管理。至于我的案件，有机会我会向你们汇报，我是冤案，我不是反革命……”

　　聂元梓为什么不认罪呢?1986年，她向上写的一份申诉书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

　　“我的错误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路线中发生的错误。但没有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阴谋活动。20世纪80年代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表明，他们的阴谋活动没有一件事和我有牵连。我与他们没有帮派关系。我也没有打、砸、抢行为。没有触犯刑律，因此不应以《刑法》处理。

　　“我在‘文革’初期是有错误的，对错误我将向党永远检讨下去，彻底改正。但我的问题应以事实为根据，实事求是地解决，才能真正汲取教训，达到教育犯错误者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目的。

　　“我坚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也坚信我的问题也一定会得到解决。我请求党中央尽早正确地解决我的问题，不致使自己的同志以及家属几十年内都遭受不白之冤。”

　　1984年，聂元梓因患多种疾病，病情加重，于年末，被送回北京“保外就医”。1986年11月，监狱通知聂元梓，她被“假释”了。1987年，她得到一张选民证。

　　聂元梓觉得自己被判刑冤枉，出狱后病情稍好转她就一边往上写申诉书，一边四处打听，这案子是怎样判下来的?她的孩子一再找法院打听。这个问题引起人们思考。“文革”造成这样大的灾难，第一个造反人聂元梓是个象征，是带头积极执行极“左”错误路线的象征，犯上作乱的象征。再也不能许可破坏社会安定、乱国家、乱政权的事情发生了，这是历史经验教训。对这样的造反人实施惩戒，有其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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