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预想的新路

　　现在也到了江泽民重新考虑自己事业的时候了。1989年他将满63岁。传统上为退休的高级领导人准备的职务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江想彻底改变一下。他想成为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

　　尽管江可以利用上海市委书记的职务来确保在大学里谋得一个席位，但他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成就来取得。他回忆起翻译过有关电力问题的俄文著作，就和老朋友沈永言联系，希望恢复这项工作。

　　“江给我打电话时，我感到很惊讶，”沈说，“他急于知道自己手稿的下落。坦白地说，我想不起来手稿到哪儿去了。已经过去20多年了，其中还有10年是消磨在混乱的‘文革’中。我告诉他我会找找看。”

　　沈在书架和壁橱中仔细查找，终于找到了这份如同出土文物一样的被遗忘的手稿。但他已找不到俄文原稿；为了安全，他的妻子可能在“文革”中将原稿卖掉或烧掉了。

　　“请帮我把手稿校对和编辑一下，”江恳求沈，“这本书对我很重要。”

　　“我才完成手稿的一半，”沈永言说，“就听到了这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我亲爱的朋友，江泽民，成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好吧，’我想，‘我们小小的出书计划就此打住了。’”

　　担子突然落在了肩上

　　江泽民接到书记处的紧急通知，要他立即赶到北京。当他匆忙赶到机场时，发现等着他的是一架专机，但是在北京南苑机场接他的汽车却是一辆普通的大众桑塔纳。直到此时，江才被告知邓小平将在西山别墅见他……

　　当邓提出由他担任总书记时，江大为惊讶。他表示了他对邓的感谢和对党的忠诚，保证他会做党要他做的一切。“我担心，”江说，“我担当不起党赋予的伟大使命。”

　　江泽民对这一任命感觉很复杂。当时，他向邓解释说，他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是一个缺陷，在与那些已在中央工作数十年的同事打交道时更是如此。邓回答道：“我们都支持你。我们将帮助你克服任何困难，你不必担心。”当晚，江乘同一架飞机回到了上海。

　　当江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冶坪时，她并不感到兴奋。她和丈夫分居20年后在上海一同度过的4年愉快生活就要结束了。她没有任何政治和社会野心，成为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女性对她没有吸引力。王是一个很谦虚的研究人员，她更希望留在自己深爱的故乡。而且她的身体状况一直在走下坡路，对承担新的责任非常担忧。

　　江拜访了汪道涵，征求了他的意见。

　　“我知道他是总书记的合适人选，但是我能看出他的矛盾心情。所以我写了领导1840年抗英鸦片战争的中国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一幅对联来勉励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大意是如果对国家有利，就要不惧生死。他不应该因为个人原因而放弃这个机会。不管前面是什么，他都应当接受这个重大挑战。”

　　汪的信心使江恢复了自信。

　　对江的大家庭来说，听到江高升的消息让他们松了口气。从5月下旬，他们就注意到江不再公开露面，担心有最坏的事发生。“对上海市委书记来说，消失这么久是很少有的，”江泽慧回忆道，“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忧心忡忡的亲戚打来电话，王冶坪只能说“我们平安无事”，并神秘地补充说，“没有发生坏事”。6月24日，消息宣布了，江的家庭成员和西方学者一样不知所措。

　　“如果三哥，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毫无准备，”江泽慧说，“我们就更没有准备了！真的让我们大吃一惊。我的第一反应是历史的重担已落在他的肩上。”

　　这个消息对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也是一个负担。当时，江的长子、37岁的江绵恒，正在费城的德雷克塞尔大学电气和计算机工程系读研究生。

　　6月24日，绵恒收到了系主任布鲁斯·艾森斯坦的紧急信息，他让绵恒马上去他办公室。

　　“你听说了北京的消息吗？”艾森斯坦教授问。

　　绵恒摇了摇头。他的心急速跳动起来：有事发生了。

　　“你父亲是新任的共产党总书记。”

　　“总书记？”绵恒说，他的脸涨红了。跟许多中国人一样，他也许以为自然的提升步骤是从总理提升为总书记。

　　“我有两件事要告诉你，”艾森斯坦教授说，“首先，联邦调查局和地方警察局已和我们联系过，他们愿意24小时保护你。我们不需要他们——我们会保护你。其次，我们会继续把你当一个普通学生对待。”

　　“这就是我需要的一切。”绵恒说。他的态度“赢得了所有同事的尊敬”。

　　沈永言记得江在刚刚被提升的那段日子里经常在深夜给他打电话。“我们谈了许多事情，没什么大事，经常谈论他如何适应其新生活中日常事务的形式与挫折。他处于来自方方面面的重压之下，有时晚饭之后，他就会感到寂寞。他是同我们一样的人。他的家人还在上海。”

　　建立威信

　　江泽民渐渐适应了，越来越挥洒自如了。由于地位、礼仪和经常出现在公众面前的需要，江已经感到没有个人生活可言了。他向老朋友沈永言抱怨他所受到的种种约束。

　　“他不能决定自己的衣着，”沈注意到，“他经常不知道该穿什么。”有一次沈访问中南海时，一名助手打断了他们正要结束的晚餐，告诉江他需要更换服装参加下一场活动。“我问道是否可以让我跟他去看看他怎么着装，”沈笑着回忆说，“当我们走进江的卧室时，他的衣服已经摆好了。由于他要会见工人代表，他只能顺从地脱下他的西式运动茄克，换上扣子系得很高的毛装。但是他的助手，就像学校老师对7岁小学生说话一样，温和但简略地说，‘不，您必须把衬衣也换掉。’就连他的鞋子，也为他选好了。”

　　“我不到一年就不再担心了，”汪道涵说，“我感到惊讶的是我这么快就有了信心，相信江泽民能够达成他的目的并坐稳他的位置。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当然，邓小平还健在，他答应过他将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举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

　　到党的十四大结束时，江泽民已经建立起他的威信。江不仅赢得了一系列的政治挑战，他还在职权(政治、经济、媒体、军事)的所有方面发展了力量，提高了信心。后来在2003年，即他从书记的职位上退下来的后一年，回顾历史时，江把1992年的这段经历称为他个人的转折点。

　　坚强的“第一夫人”

　　1995年6月，江泽民偕夫人王冶坪前往吉林省视察工作。在长春，他们参观了第一汽车制造厂，见到了老朋友沈永言。而沈也看到，对于江的家庭来说，高层的生活并不轻松。王冶坪向沈坦言道，他们的家根本不像个家。丈夫总是要开会或者参加各种活动，常常很晚才回来。她的母亲和他们住在一起，而老人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愈下。

　　在公开场合露面始终让她作难，稍微动弹一下她就浑身痛。沈私下里对江说：“你和妻子一起出国访问的时候，你好像总是抓着她的胳膊拽着她走。在电视上，这样看起来有点别扭……”

　　江无奈地回答说：“我怎么办？要是我不扶着她，她就走不动。”

　　1994年王冶坪(随同江泽民)出访法国时，在一次国宴上，她自始自终都忍受着剧痛。她对沈永言说，她以后要尽量避免出国，而且再也不想参加宴会了，除非礼节上要求她非出席不可。但她仍然甘愿担负起必需的责任。沈感慨地说：“她变得那么坚强，真是不容易。”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