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高校的学制是与中国不同的，他们的大学生要读六年，毕业水平相当于我们的硕士，所以得优或良两级评分的大学毕业生有教授接受就可直接转为博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不再听课，一切由指导老师安排，以科研为主，五年内必须完成论文，答辩通过就得博士学位，并离开学校。德国高校一个教研室正式任命的教师，基本上只有一到两位教授，不设助教和讲师，所以博士研究生五年内完全是教授的助手，什么工作都做。

　　1990年底，我以联合培养博士生的中方指导教师身份在K城大学高压室工作，巧遇一个中国教育代表团来访，德方教授让我作陪。在参观完实验室座谈时，一位中国同行提出，想知道德方培养博士研究生的详细计划。德方教授回答：凡是为完成我教研室的教学和科研的有关工作，他们都应参加，都有机会参加，并应干好，他们不光是学习者，也是工作者，这五年的工作内容就是他走出校门后社会上要他去做的事。的确如此，他们除了承担大量类似我国的助教和讲师的教学工作(无讲课资格)外，主要是进行科研工作，不同的是教授很放手，他们展现自身能力的空间很大。这包括：独立出习题，批改习题，准备或指导实验等。协助教授指导课程作业和毕业论文，其内容即他的科研工作的一部分。搞科研时，从查资料写综述开始，然后是建立试验台或编制软件，组织大学生们参加工作，进行结果分析到完成论文和多次发表论文内容。他们也随教授出席全国性重大项目的课题申请会、阶段性汇报会、成果鉴定会等，还出席国内、国际专业学术会议等。走完这五年的工作过程，的确已锻炼成为一名有独立开创能力的科技工作者了。不仅有高水平的专业知识，还具有实施新技术的组织和管理能力。例如：K城高压室主任A.Schwab教授是不吃中午饭的，来访问的各国学者的招待也全落在这些博士生身上了，那天招待中国客人也不例外。还有遇上每年一次的对社会开放日，接待大批中学生和居民，主办国内、国际大型会议等，这些都不可能预先订在研究生培养计划中。据我所知，他们师生间还是有工作计划的，那就是以科研课题进程而定，论文选题和外界承担课题有关，和社会要求有关，但不应仅仅局限于专业的知识范围。1982年，当我回国带研究生时，发现有的研究生借东西，竟不知如何开借条。我要求他们多做些实验室的具体工作，就有人说是“占用了学生的学习时间”，对研究生的培养局限于书本知识或实验技巧的训练，这是远远不够的。然而，要实行“实干中培养”，必然要从认识上和制度上来个改变，即使环境改变了，也还有一个指导老师的素质问题。

　　德国的工科教授是从社会上该专业生产企业中挑选出来的最优秀的人才，他们在获得博士学位后，还要在企业中参与生产实践10年以上，年龄一般在45岁上下，这就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他们转到高校工作，最主要的一点是把当前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带回学校，从而把它们提高到理论上分析，并提到从基础上突破技术难关的日程上来，这既可以为研究生确定有开创性的课题，也不愁得不到经济资助——因为都是企业求之不得要解决的技术难题。可以说，新教授总是为原专业带来一股新鲜的空气，一股推动技术进步的动力。五年后，新教授指导下的博士生陆续进入社会，又推动了这一领域生产技术的不断更新。教授的工作从45岁到60岁，他的技术优势至少有10年的延续，全社会多个类同教学单位的组合，保证了整个社会在这一生产领域一直保持在先进的水平线上。这恐怕也就是德国科技在世界上处于先进地位的原因吧。(马乃祥)

　　摘自《体验海外教育》，向隆万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编辑：燕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