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斥汪精卫媚日

　　石瑛僚属，曾任国民党后补中委、西北联合大学校长的赖琏(即赖景湖)在纪念他的文章里指出：“他做市长，是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时代，请他出山，是作为一种政治号召的。他 就职后，一切公事公办，从来不买任何权要的账。那时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对日本忍辱负重，避免和它发生冲突，有时自然免不了退让，甚至屈辱的地方。”

　　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汪精卫大谈：“对日外交的根本方针，遵奉总理遗教，中日应携手共同发展。中日冲突唯以和平方法的正常步调去解决。”石瑛听了汪的谬论后，愤怒之情油然而生，不能自已。只听“啪”的一声，石瑛桌子一拍，站起来大声质问汪精卫：“东三省已沦入日本之手三年有余，南京街头流亡的东北父老，你为何视而不见？！热河长城口被日军占领，驻天津的日军正加紧演习巷战，难道这些你都不知道？这一切是所谓和平方法、正常步调，解决得了的吗？”

　　1935年，日本侵华战争一触即发，石瑛与汪精卫的媚日投降路线的斗争也达到高潮。3月5日，南京报纸披露，日本将派《朝日新闻》访问团飞来南京。这下可忙坏了汪精卫，3月19日他从上海坐飞机赶回南京，亲自布置迎接，同时打电话命令石瑛：“明天下午2点，请你率市府科长以上的职员，全体到机场迎接日本贵宾。”

　　石瑛接电话后，正气凛然地回答说：“我的科长决不迎接敌人！”“啪”的一声搁下电话，转身神气严峻地向秘书口授指示：“明天下午，全体市府职员放假半天！” 　　

　　对陈诚既支持又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宜昌沦陷后，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在湖北恩施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工作是很有成效的。陈诚搞了“二五减租”、“耕者有其田”；当时物资匮乏，陈成立了“湖北平价物品供应处”，实行凭证供应；对中等以上学校实行公费教育；严惩贪官污吏、禁烟禁毒；实行新的兵役制度，做了不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情。

　　任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的石瑛对省府各项有利于国家民众的措施多方给予支持和协助。当时“省府”与“省议会”两大机构的关系比较协调，两大机构的首脑间设有专线电话，可以随时联系并交换意见，并能互相尊重，使许多问题得到顺利解决。另一方面，省参议员们在石瑛的领导下，大都敢说敢为，使省临时参议会这个民意机构真正起到了监督省政府的作用。在省参议会开会时，常质询政府要员(包括陈诚在内)，对某些官员的渎职、贪污、营私舞弊、祸害地方等丑行大加揭露、鞭挞、弹劾。

　　陈诚的亲信、省建设厅厅长朱一成因贪污受到省临时参议会的弹劾。军管区徐司令纵容部下胡作非为，副议长胡忠民声色俱厉当面斥责徐司令说：“你这个军管区，简直成了既谋财又害命的阎王殿。”一部大型机器在省府从武汉撤退至宜昌时运至万县搁置，而撤退到恩施的省府又等着急用，而负责运机器的人却坐视不理，并想乘机拍卖发国难财。省临时参议会为了弄清真相，照章通知省主席陈诚到会答复。陈未至，派来的代表几经议员追查质询，答复均不得要领，因而督促陈诚亲临面复，搞得陈诚很难堪，下不了台。陈对德高望重的党国元老石瑛素来敬重，不敢轻易得罪，只好以辞职相要胁。石瑛以眼还眼，立即提出辞职以相对抗。

　　“府会之争”形成僵局，必对抗日救国的大局不利，何况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最严峻的时刻，石瑛想到此点，同时念及到陈诚多次来家面谈，有愧疚悔恨之意，居正、李书诚、何成浚、张难先等人又多方斡旋，终于主持通过了“挽留陈主席”议案，体面地结束了这次“省”、“会”之争。

　　在一次省府委员会上，陈诚提议盖六栋小楼，并诚恳地对石瑛说：“石议长两腿风湿很严重，现住的房子太潮湿、太简陋，对健康很不利，先给您盖一栋。”石瑛立刻反驳说：“我不要。人家小职员住的是什么？一家好几口挤在一间屋里，有的人家，桌子底下还养头猪、喂几只鸡。不光湿，还又挤又臭。要盖就给他们盖，何况现在还在打仗呢。”陈诚不得不取消自己的提议。

　　1938年下半年石瑛任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前，与严重(立山)代主席力主恢复难行的旧蜀道，修通了与四川万县交界的“施利路”(恩施到利川)、与湖南交界的“咸来路”(咸丰至来凤)、恩施至宜昌的“施宜路”。这些道路相对易修建，而且造价低。当时共修通了两千多公里，对抗日时期沟通东西南北，保障军民物资供应补给起了重要作用。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陈诚的亲信、当时的省府秘书长柳克述违背省府决议，为了个人能舒舒服服地乘坐小汽车上下班，竟擅自调动大量民夫，毁林开山，动用国家有限的财力，将从宜昌安安庙起到省府所在地韩家坝的20余公里人行小道扩建为汽车公路。石瑛与张难先得知后怒不可遏，与柳克述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于1939年元月向严代主席提出辞去省府委员的职务，以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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