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军

　　1999年1月26日，章启月第一次主持外交部记者招待会。这是在相隔6年后，继李金华（前驻新西兰大使）、范慧娟（前驻爱尔兰大使）之后，中国外交部又一位女发言人。

　　当章启月站在世界各国媒体面前作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首次亮相时，人们为她的年轻和出色发出惊叹。

　　在近6年的发言人生涯中，章启月伴随着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和活动频频出现于公众视野，她独特的个人风格也为越来越多的媒体记者所熟悉和认可——敏捷、沉着、简洁，更辅以女性的亲和感。

　　外交世家里的幺妹

　　1959年10月，章启月出生于一个外交官家庭，她的父亲就是中国前驻比利时、日本大使章曙。

　　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时候，有幸参加开国大典的章曙就来到了外交部。

　　在外交部干部司工作期间，章曙认识了辽宁姑娘薛润吾。两人很快喜结连理，并有了4个女儿，章启月便是4千金中的幺妹。

　　章启月3岁时，父亲章曙初出国门，供职于中国驻伊拉克使馆。“文革”风雨骤变之际，小学四年级的章启月随着母亲来到外交部设在赣西南的“五七”干校，过了两年半的学习兼务农生活。

　　1972年7月，章曙被任命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政务参赞。后经中国政府推荐，成为首批派往联合国秘书处的国际职员，出任联合国安理会事务司副司长。之后又任驻比利时兼驻欧共体（现为欧盟）、卢森堡大使，直至官任驻日本大使。

　　2004年12月17日上午，章启月告诉笔者，她也将于次年1月底赴布鲁塞尔，“踏着父亲的足迹前行”了。

　　虽然父母都是资深外交官，但谈起外交生涯，章启月并不认为是父母的直接影响，“小时父母经常不在身边，由于他们工作的特殊性质，回到家也不会谈起工作，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外交工作的机会很少。”章启月的父母非常民主，对4个女儿没有特别的期待。所以，当章曙看到正读高中的章启月在作文中流露出对外交官生涯强烈的向往时，也是吃了一惊。

　　是什么促使章启月选择外交官之路？像当年回答父亲的一样，她的回答始终如一：“我觉得这工作很有挑战性，能代表国家处理各种外交事务，有一种荣誉感。”

　　如今，章启月的外交官之路已行走了22年，从联合国总部和驻日内瓦办事处秘书处、到外交部国际司，还女承父业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第一副司长，直到现在驻外大使一职，每一步她走得都很认真。

　　在父亲出任联合国安理会事务司副司长之际，刚满14岁的章启月也与外交“结缘”。

　　初登国际舞台的中国代表团已敏锐地察觉到外语培训的重要性，遂向国内提出建议，外交部报经毛泽东批准，作为初步探索与尝试，决定派遣一批中、小学生赴海外留学。章启月幸运地成为去美国留学的5人之一。这5名少年学生中有2名颇具知名度；一名是章含之的女儿洪晃，一名就是本文的女主人公章启月，当时洪晃12岁，章启月未满14岁。

　　1974年夏，在往常为国家领导人及外交官定制高级服装的红都服装店定做了服装后，扎着小辫子的章启月和她的小伙伴在上海登上了经巴黎飞往纽约的法航班机。

　　最初，章启月等人在纽约格林威治村颇有名气的“小红房”学校就读。也许是刚从北京来到西方国家的缘故，在中国孩子的眼中，这一切是那样的格格不入：“一进学校我们就呆了，这美国人怎么这样！所有学生都穿破破烂烂的蓝色劳动布裤子（后来才知道这叫牛仔裤），在膝盖那儿还有两个大窟窿，上身就是一件小衬衫，都印着英文字（后来才知道这叫T恤衫），不三不四的。老师跟学生嘻嘻哈哈，不成体统！开学典礼在一个大礼堂里，所有学生都席地而坐，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说话、打闹、嘴里还老嚼着跟橡皮差不多的东西（后来才知道这叫口香糖）。最可怕的是，在典礼上，就只有一个披头散发的男人，拿着个破吉他，破口琴，没腔没调地在台上哼唧了10分钟，台下的美国孩子跟中国孩子见到毛主席似的那么激动，后来才知道他叫鲍勃·迪伦（美国著名歌手），他女儿是我同班同学……”

　　这些让思想“正统”的中国孩子难以接受，几个月过去英语水平仍无多大进步。

　　中国代表团的领导们着急了！

　　主管这帮孩子的头头是唐闻生的母亲张希先（中国资深外交官唐明照的夫人）。到底是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幼儿教育硕士，张希先提议：让孩子们都住到美国人家去！于是孩子们都被送到美国家庭寄宿就读。只有到周末才回到中国代表团驻地休息和补习汉语。就这样，章启月等人来到了一位名叫甘汉的美国人家里。甘汉是美国一家医药公司的职员，女主人则是自由职业者。他们有2个女儿和1个儿子，5名中国孩子就和甘汉先生的3个孩子同居一室，白天则去“小红房”上课。

　　在两年半的岁月里，章启月过得无忧无虑。她至今还记得，“小红房”学校大门外有一个卖意大利冰的小摊。虽然中国少年留学生衣食不愁，但却身无分文——中国代表团从来不给这些孩子们发零用钱。天热时，酷暑难挡，同学们纷纷去买意大利冰吃，章启月和洪晃等小伙伴只好无可奈何地看着同窗学友“大快朵颐”，一边偷偷咽口水，表面上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在张希先细致的照料下，章启月等人的学业大有长进，个个能讲一口流利的英文。1977年1月，章启月告别了熟悉的“小红房”，告别了中国代表团驻地——纽约西区那幢颇有特色的14层大楼，回到北京，就读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之后，她参加恢复后的首次全国高考，成为“文革”后北京外国语学院第一批新生。

　　毕业前，章启月考入第2期联合国培训班。经过一年深造，1983年章启月作为国际职员再飞纽约，前往联合国秘书处任同声传译。一年后，她在明媚秀丽的莱蒙湖畔，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担任同声传译。1987年，她回到北京进入外交部国际司。

　　国际司是章启月外交生涯的“摇篮”，她在外交领域的才能都是在国际司锻炼培养出来的。在这里，她从随员起步，一直干到副处长、一等秘书。1995年，当章启月怀着无限眷恋的心情，离开国际司第三次飞赴纽约时，她感到自己真的“长大”了。

　　1995年到1998年，章启月在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任一秘、参赞。1998年晚秋，当西山如醉如痴的红叶为北京增添了无限秋色的时候，章启月结束了在纽约的3年任期回国了。当飞机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腾空而起的一瞬间，她的心头突然掠过一丝淡淡的惆怅。俯首望去：曼哈顿插入云霄的摩天大楼鳞次栉比；哈德逊河口贝律娄岛上的自由女神像巍然矗立；还有东河西岸的联合国总部，技合部那幢别致的39层蓝色玻璃大厦……都渐渐远去。然而，在她的记忆深处，纽约曼哈顿区格林威治村附近的“小红房”学校，多少年来一直梦萦魂牵!

　　20多年前，她告别故乡，千里迢迢来到美国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时，还是扎着小辫子、稚气未脱的小姑娘。如今，她已经成为一名中国代表团独当一面的女参赞。

　　最年轻的外交部发言人

　　回国后，未满40岁的章启月被任命为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成为又一位为中外媒体所瞩目的外交部发言人——迄今为止中国最年轻的外交部发言人。

　　联合国工作经历是章启月重要的积累期。“在联合国期间，我几乎所有类型的国际会议都参加过，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接触面广，是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其间，她不仅担任会议同声传译，有时也要做即席翻译。当章启月第一次在联合国会议上，坐在写有“中国”两个字的牌子后面为中国代表团做同步翻译时，心情十分紧张，章启月说：“最终使我镇静下来的是‘中国’两个字背后的荣誉感；坐在这里的不是某某人，而是国家的化身。想到这一点，紧张的心情就会因祖国所赋予的自信心而放松。”

　　章启月越来越喜欢外交工作，勇敢面对外交官工作的挑战，时刻补充新知，学会掌握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技巧和能力，她认为，外交工作适合“本性愿意接受挑战，不愿重复自我”的人。

　　从幕后走向台前，章启月很快成功转换角色，形成独特的发言人风格。尤其为人称道的，是她在2001年10月上海APEC会议上的出色表现。作为中国筹委会秘书处发言人的章启月，新款短发、一袭红装成为这个充斥男性的国际峰会上最靓丽的色彩。章启月表现出的专业、得体、亲切，亦使她成为此次大会各媒体争相捕捉的焦点。

　　那段时间里，有许多志愿者把她当成自己的偶像，不停地请她签名、合影，章启月也是一喊就回头，微笑着配合。有一次，在每日例行的新闻发布会进行到一半时，她突然笑着向记者“求饶”说：“各位记者，你们有什么问题现在尽管问，千万不要等一会儿结束了，又把我围堵在外头。”当时引起新闻发布室内一阵笑声。

　　普通女性的真实生活

　　站在台上的章启月总给人一种神态端庄、不苟言笑的感觉，但在现实生活中，她的亲切、和善是人们所公认的。

　　台上滴水不漏的章启月，台下与许多外国记者都是好朋友。她说：“我的职责就是让外界更多更准确地了解中国，为各国记者服务，给他们提供支持，引导他们深入地认识中国，再通过他们的笔和摄像机来告诉更多的人。”

　　在办公室里，章启月喜欢弄一些装饰来点缀工作环境。办公大楼里白色的走廊墙壁，每个办公室黑色的门板、黑色的桌椅，都显得庄严冷峻。但一走进她的办公室，那摆满窗台的各国记者寄来的新年贺卡，形成了一道色彩斑斓的风景，加上挂在电脑旁的一个小小的红色中国结，甚至还有桌上的那朵粉红色玻璃玫瑰花镇纸，都容易让人感受到浓浓的女人味。

　　当她以十六大代表的身份接受媒体访问时，听到要谈个人的一些事情时，脸上闪过了一丝平时不常见的腼腆，却又马上恢复了笑容：“我尽量回答，但我不愿意说得太多。”“我觉得生活嘛，就是甜酸苦辣都有，生活不会都是一帆风顺的，也会有很多的磨炼。”

　　章启月说：“在外交部新闻司工作，业余时间越来越少。如果有时间的话，一般也要做些家务，另外我也比较喜欢锻炼身体，有时间的时候会去游泳、散步。当然，有时逛逛商店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和放松。”

　　工作时精心装扮的章启月，平日并不喜欢化妆，喜欢休闲随意的衣着；生活中的她家务事样样拿手，从不请钟点工；上下班宁愿坐公交车；一有时间就给了孩子和父母……

　　章启月的先生刘结一也是外交官，先后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军控司司长等职，两人工作都很忙。儿子8岁时，夫妻两人一起在国外工作3年，那时生活条件困难，作为母亲，章启月虽然牵挂儿子，也只能每两个星期打一次电话。

　　一回到国内，章启月的生活自然变得饱满丰富，除工作外，还要照顾老人和孩子。

　　不出差的日子里，章启月每天都给母亲打问候电话，如果哪天因为忙或累忘记了，儿子就会提醒她：“妈妈，你还没给姥姥打电话呢。”实在是累极了，章启月就说：“没什么事，就不打了。”儿子不乐意了：“那不行，姥姥还在等你的电话呢。”有一次，章启月和儿子一道给母亲送食用油，待把油送到后，没坐一会儿就离开了。走在路上，儿子就对她说：“妈妈，我们应该在姥姥家多坐一会儿，我觉得老人最需要的不是食物，而是需要和亲人在一起。”儿子这句话一直感动着章启月，每每想起儿子的话，母爱的柔情与温馨就会涌上她的心头。

　　说起儿子，章启月不自觉地露出微笑，她对儿子的未来顺其自然，但这并不妨碍章启月对儿子严格有加，如果带孩子去游泳，说好必须游500米才能休息，孩子就得坚持到底。这位外交官母亲更注重孩子人格的全面发展，她说：“只要孩子为人正派，性格开朗，做什么职业都不是问题，我更看重的是儿子能有较强的心理适应能力，这才是他日后面对生活中一切事情的根本能力。”

　　(编辑：燕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