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即将返回武汉的前一天夜晚，我冒着细雨，在泥泞的路上赤脚摸黑步行十余里，从生产队赶到区政府，找他们索取被搜走的那套“毛选”，对我的“问题”做出结论。他们已没有昔日威风，答应回去请示、研究。同年冬，两名专案人员到生产队找我，声言“毛选”不能还你，拿出一纸写着“篡改毛主席著作”、“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要我 签字，我加以拒绝。1973年春，不少“五七战士”回武汉分配工作，我被转移到某县农场继续劳动。一天，我在水田里扯稗子，排长到田边叫我，说有人找。我赤脚带泥走进场办公室，来者是那两名专案人员。他们将我一再索要的“毛选”交还给我，并说“你可要好好保管”。我说：“你们如果对我不放心，还是请你们继续为我保管。”看来，他们也非常“珍惜”这套“毛选”。不过，他们和我是以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来理解它的价值的。不管怎样，被非法搜走近4年的这套“毛选”，终于回到我的手中。但见它那精美的书皮已被揭走，沾满了污垢的封面上，烫金字已失去光泽，书脊上的字迹已模糊不清，灰乎乎一片。同它的收藏者一样，它也遭受了一场劫难。

　　由于那两名专案人员后来又多次找我，要我在他们做的上述结论上签字。1974年春，我在某学院工作时，抽空对我在“毛选”上写的眉批做了粗略统计和浏览。发现几个页码上打了一个大折，没有来得及做仔细研究。这年秋，他们拿着仅仅去掉“严重”二字的老结论又来“造访”，我在“结论”后面写道：“我1963年至1964年在某大学中共党史进修班学习期间，由于自己抱着资产阶级学术研究的态度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四本‘毛选’上写了学习心得体会1335条，除其中7条有认识错误外，这1000多条，并非‘乱批乱改’，也没有什么错误。”此后，他们没有再来纠缠，“结论”问题不了了之。直到最近，因阔别20多年的朋友(也是我表姐当年的学生)来访，回忆起已故的表姐51年前送“毛选”给我的情景，也回忆起这套“毛选”的一段遭遇，促使我从书柜中拿出这套“毛选”，对当年专案人员打折页码上的所有眉批，仔细琢磨，才发现他们所指责的几条“确凿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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