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党卫军军营里施塔克接受了骷髅头分队的训练——也可以称之为驯兽：要他们严厉无情地对待自己和他人，接受上司的污辱，这会使人听话和无条件地服从。口号是要消灭一切“软弱”。这种严格训练也包括在集合场地上的一种残酷仪式。当着新兵的面殴打犯人，直打得他们满身血污。新兵们不得有一丝表情。然后轮到他们自己，必 须经常殴打。

　　他们的行为当然也应该有一个“意义”，这就是纳粹妄想常见的陈词滥调。世界被分成黑色和白色，朋友和敌人，分成“有价值的”和“没有价值的”生命。全部生存是一种战争状态，一种民族和人种的斗争，不仅国外有敌人在窥视，不，国内也有。最后说，要么“他们”死，要么“我们”死——完全符合希姆莱1933年讲话的意思：“你们是黑色兵团，元首和运动最忠诚的工具，是所有对手最害怕的敌人。我们是军人，作为军人我们知道，只有死去的和被消灭了的敌人才不会再伤害。”他们免除了新兵对这种行为的一切责任。大多数人接受了建议和敌人的概念，说是他们殴打和折磨的不是真正的人，那些只是“犯罪分子、反社会的人、国家的敌人、懒汉、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窃贼和犹太人”。尤其是犹太人被称为“祸害”,必须将他们“分离出来”，“消灭掉”。因此骷髅头部队十分重要，因为他们要对付的是民族和国家最严重的敌人。党卫军的语言充满了这种疯狂的思想，但当时会发现它是理所当然，并会按照它来行动——他们可是所谓的“元首意志”的执行者。“我发誓，阿道夫·希特勒，至死效忠您。”——汉斯·施塔克也这样宣过誓。

　　新兵为要求他们的臣服“得到了报酬”。据他自己讲，当他首次站在一座集中营的监视塔上时，年轻的施塔克就体验到了权力和统治的感觉。幸存者卡什米尔·斯莫伦证实，施塔克为他在市民生活中永远也不会有的“握有这许多权力”而得意。有时他表现得像个高级教师：“我们必须写200遍：‘我必须准时来上班。’”

　　他弟弟说：“自从汉斯加入了党卫军”，他“显得自信多了”,他没有再扮演“小丑”。“当他穿着笔挺的制服返回达姆斯达特时，我很为他感到骄傲，我的同学们问：“哎呀，这是谁呀？”我说：“这是我哥!”君特·施塔克永远了解不到全部的实情。当他有一回问“集中营是什么东西?”时，他哥哥回答说：“你会拉丁语呀。把人们带到一起，在周围建一圈篱笆，这就是集中营。”汉斯·施塔克青云直上，对于一个无疑地主动适应骷髅头制度的人来说这是典型的。他的人生的站点包括一系列将取得那种令人恐怖的名声的屠杀场所：萨克 森豪森，布痕瓦尔德，达豪，后来还有奥斯维辛。

　　这位来自达姆斯达特的小伙子是党卫军死亡帝国中的许多人之一。集中营还有后来的灭绝营的制度需要一大批人。在外面的帮凶们的支持下，数万人在那里面工作。这许多人参加了屠杀数百万人，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造成这种后果的制度有什么特点呢？

　　解释有很多种：独裁下的生活、危机或战争的残忍、信息垄断的极端教条化、敌人概念的灌输、国家的暴力制裁、被迫执行命令的苦衷、有目的地招募凶犯，但也有升迁欲望、盲目服从、顺从权威、适应种族主义。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经写过，单是战争就足以让人释放他们最无耻最卑鄙的冲动。随着国家废除了屠杀禁令，“邪恶欲望的压抑”也就停止了，人们做出本以为和他们的文化水平不相符的残酷、狡猾、出卖和野蛮的行为。如果我们想理解为什么数十万人都这么做，我们必须将目光针对个人——针对他们非常个人化的历史和责任。

　　（编辑：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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