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监核会当考官

　　监核会每次举办培训班，都有不少国家的专家报名。监核会一般会设立几个考区，派出考官到每个考区对候选人进行面试。2002年10月，我与后勤及培训司长穆雷迪一同前往澳大利亚、韩国、孟加拉和中国招收学员。

　　招考的第一站是澳大利亚的悉尼，考场设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悉尼的办公室。

　　澳大利亚报名参加培训班的人主要来自悉尼的警察部门。首先进来的是两位年轻的姑娘。她们是师姐妹，学的都是法医学。她们说，她们的专长和所从事的工作对于武器核查工作颇有益处，因为她们擅长于作最细微的观察，可以从室内的空气、容器上残留的痕迹等提取样品，进行分析。如果进入一家化工厂或者生物实验室，她们可以通过取样化验，检测出这里以前曾经生产过什么或者正在从事什么样的研究，这对判定伊拉克是否在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很有帮助。

　　应试的下一位是个导弹专家，身上透着一股浓浓的学究气。他听完了穆雷迪介绍情况以后，不待发问，便长篇大论地介绍了他所研究的领域。讲完之后，他话锋一转，问我和穆雷迪，你们二位是研究什么的？穆雷迪说他是飞行员，我说我是外交官。他脸上掠过一道不易察觉的神色：原来是对牛弹琴！

　　全部考完以后，要打分了。穆雷迪依照他的印象，建议分别给他们优、良等评价，问我是否合适。客观地说，他们每个人的表现都是上乘的，应该给满分。不过，穆雷迪说，监核会录取的名单上，来自澳大利亚的人已经高于其他国家了，因此，恐怕要优先考虑其他国家的人选。我不得不同意。尽管这几位候选人都很出色，但为了求得国家之间的平衡，无法做到考试面前人人平等。

　　韩国推荐了五位候选人，他们是清一色的化学武器专家，级别最高的是国防部的一位副局长。几位候选人十分年轻，其中还有美国毕业的博士，英语讲得十分流利。从这几位韩国人身上，我感觉到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面试过程中，澳大利亚的候选人直率、爽朗，善于自我推销，表现得自信心十足，甚至还流露出一些傲慢。韩国人则谦恭有礼，对师长表现出特别的尊重。

　　中国一共推荐了七位候选人，有化学、生物和核领域的专家，还有一位来自外经贸部主管进出口业务的小姐。几位候选人都作了精心的准备。面试过程中，用英语作自我介绍时清晰流畅，给穆雷迪和我留下很好的印象，但当穆雷迪提问时，回答就显得有些吃力。我于是用较慢的速度，用简单一些的语言，把穆雷迪的问题再重复一遍。只有来自外经贸部的那位朝鲜族姑娘，不仅英语流利，而且业务知识正好适应监核会的工作需要。讨论评分时，穆雷迪显得有些沮丧。他说，中国专家的业务知识绝不输于任何其他国家的专家，但是从语言方面说，的确有些技不如人。

　　考察中国化武检测室

　　2002年4月，我作为新任特别助理，陪同布利克斯访华。一是向中方通报伊拉克与联合国对话的情况，二是考察中方向监核会推荐的化学武器检测实验室。

　　布利克斯来中国考察化学武器检测实验室，有一个特殊的背景。1992年，伊拉克承认曾于1988年以前进口过用于生产VX毒剂的物质，生产过0.26吨毒剂，并曾装入三枚航空弹进行抗腐蚀试验。VX毒剂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化学毒剂之一，仅0.01克的VX就可以将一个体重70公斤的人于15分钟之内置于死地。特委会的核查员宣布，在伊拉克的导弹弹头上发现了VX毒剂的残留物，这说明，伊拉克的VX毒剂可能已经武器化。样品送到美国的实验室检测，得出的结论是情况属实。为公正审慎起见，安理会的其他一些成员主张把样品再送到其他国家的实验室检测。

　　样品被分送到法国和瑞士的实验室作同样的检测，得出的结果令人困惑：一个实验室的结果是否定的，说没有在弹头上检测到VX毒剂残留物；另一家实验室说测不出结果。到底是由于实验室设备不同、技术有异而得出不同的结果，还是科学为了政治需要而走了样？谁也不愿妄下结论。这件事在安理会吵了许久，没能做出定论。

　　监核会成立后，为了确保样品检测的真实可靠性，决定在成员国中事先选定设备合格、技术能力达标、声誉可靠的实验室，一旦从伊拉克取得了分析样品，就同时送往三家实验室进行独立的分析和检测。

　　监核会方面觉得，如果能有中国实验室参加这项工作，有利于维护监核会公正客观的声誉，于是向中国提出了这项要求，中国表示同意。布利克斯决定访华时亲自到实验室去考察一下，以便就选定中国实验室作出最终决定。中国的化学武器实验室位于北京的北郊，布利克斯在实验室主任的陪同下参观了实验室的每一个科室，并与实验室的人员举行了座谈。他向我说，结果很令人满意，实验室的设备是世界一流的。布利克斯决定，一回到纽约，即将监核会起草的协议范本送交中方。

　　摘自《我与布利克斯共事》，庞森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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