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见周恩来还要说什么，又道：“恩来，你不要说了，我心里明白，中央知道你和若飞与我私交不错，所以委托你们来劝我，秋白也来劝过我多次，无非是怕我和党的路线唱反调。我可以告诉你们，假如六大成绩不错，我今后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

　　陈独秀屡次拒绝共产国际让他到莫斯科复命的指令，长期以来一直被史学界认为是离党越走越远的叛逆行为，岂不知陈独秀作此决定自有他的考虑和苦衷。

　　首先，陈独秀此时对共产国际的领导已经产生强烈的抵制情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而党内却没有人怀疑、也不敢怀疑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领导。陈独秀斗胆包天，第一个站出来对国际的瞎指挥提出了质疑。可惜他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思想纵然迸发出闪光的火花，却找不到“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的途径，同时他又不承认后来毛泽东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以他宁折不弯的性格，只能用不从来表示抗议。

　　其次，陈独秀对到莫斯科之后的下场已经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从后来一些犯了错误的中共领导人赴苏之后的处境可以得到印证。1930年11月，李立三遵照共产国际命令，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检讨“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没想到一呆就是15年，饱尝“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滋味。1938年2月，苏联肃反扩大化期间，他被诬为“日本特务”，逮捕入狱，坐了1年牢。出狱后，王明竟向苏共中央提出要将他流放西伯利亚，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幸亏正在苏联疗伤的周恩来听说后，为他说话，这才留在莫斯科。直到党的七大前，毛泽东亲自向苏共中央发电报要人，李立三才于1946年1月回到祖国。这期间，瞿秋白、王若飞等同志也都在莫斯科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现在看来，陈独秀坚决不去莫斯科，也算是有先见之明。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和陈独秀有着同样的机警。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后，由于毛泽东坚决反对“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等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便提出让他到莫斯科去休养。毛泽东自然明白李德的用意，坚决不离开苏区，宁可到条件很差的粤赣山区去养病，这才避免了李立三悲剧的重演，这才有了毛泽东的随军长征，这才有了遵义会议的扭转乾坤。

　　周恩来见他态度十分坚决，知道再劝也无益，便只好转了话题：“独秀同志，还有一件事情本不想告诉你，考虑再三，觉得你是老革命，会挺得住，所以……”

　　陈独秀见周恩来说得吞吞吐吐，马上有种不祥的预感：“怎么回事？是不是乔年出事了？他已经有3个月没来看我了。”

　　王若飞道：“是的，乔年同志2月份被捕了，不过现在组织正在积极营救，你不要太着急。”

　　陈独秀一阵头晕：“其他同志怎么样？”

　　“都及时转移了。”

　　“那就好。”陈独秀轻声说，“你们放心，乔年像他哥哥一样，宁死也不会出卖同志。”

　　周恩来一时也无话可劝陈独秀，默默站了一会儿，便和王若飞离去了。

　　本文节选自《陈独秀之死》一书，青岛出版社出版发行。

　　（编辑：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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