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一日，毛泽东在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 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作自我批评、检查。会上，他点了陈伯达的名，要他作检查，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开会，听取他们的检查。

　　毛泽东提出由林彪出面，对有关当事人进行批评，实际上也是给林彪等找个下台阶的机会。但直到庐山会议结束，林彪以及吴法宪等并没有打算真正认识和揭露问题，更没有作出像样的检讨。他们只是在应付毛泽东。林彪主持闭幕会议

　　九月六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要林彪主持闭幕会议。这时，主席台上已没有陈伯达。全会基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一九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并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主持会议的林彪最后简单地说了几句话：“这个会议整个进程中间都是主席亲自指导的，会议过程中间出现的问题，主席很敏锐地发现了，顺利地解决了。这个会，可能成一个团结的会，还是个分裂的会？经过主席的这种指导，依然变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

　　对庐山会议事件的追究

　　离开江西庐山后，毛泽东的专列先到长沙，停在支线休息。一九七○年九月十五日到了武汉。十六日，他批阅了汪东兴就庐山会议上跟着主张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所犯错误而写的第二次书面检讨，并约汪东兴谈话。毛泽东说：“他们(指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引者注)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指华北组以外的简报。———引者注)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又说：“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他还嘱咐汪东兴回京后把他对汪东兴检讨的批示面交林彪、周恩来、康生等阅读，并转告他的这些意见，以“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

　　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天他找陈先瑞、吴德谈话。一开始就问：庐山开会你们传达了没有？接着说：“庐山开会，有人反对现在修改的宪法，这是康生、春桥他们搞的，是按我的意思写的。天才问题，关于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九大新党章起草时和这次修改宪法，康生等同志几次写上，三个副词我都去掉了。不设国家主席，也是我提的。陈伯达明明白白知道这件事，而他却说这是反对我的。”“要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30本多了，可选读一些。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不要以为马、恩、列是外国的，就不读了。”

　　几天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汪东兴已经作出书面检讨的情况下，要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想通后“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过了一个星期，吴法宪向毛泽东交上第一篇书面检讨。吴在检讨中先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干扰了林副主席，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方针，我内心万分沉痛。”但对这样做的原因，仅仅说是“由于我对陈伯达这个坏人没有识破，盲目地认为他读的书多，是‘理论家’，所以对他搞的语录就相信，根本没有通过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是否对，在发言时就念了这些语录，上了当，受了骗”，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这不只是避重就轻，而且是在蓄意掩盖他们幕后策划的事实真相。

　　林彪与《“五七一工程”纪要》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阅批了叶群十三日送来的书面检讨。毛泽东把吴、叶两人的检讨以及他所写的批语给了林彪阅。但他所期待的林彪本人的“表态”，却始终不见动静。十一月中旬，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同时，向党内的师级以上领导小组或核心小组印发《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使党的高、中级干部对庐山会议的情况有所了解。“批陈整风”运动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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